近年來，提起渭河或者是渭河治理的問題，人們不會忘記安啟元為把渭河治理列入國家計劃統籌安排、促進治理規劃的出台、爭取國家投資等方麵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業內人士更是熟悉安啟元為治理渭河所付辛勞的詳細過程。
這位前任省委書記任省政協主席後，連續六年向全國政協會議上遞交了關於渭河治理的提案，特別是2003年他在全國政協會上提出關於《停止三門峽水庫發電以消除渭河下遊災害》提案後，碰巧當年秋季渭河下遊就發生了洪水災害，引起了有關方麵的高度重視，使得渭河治理和三門峽水庫價值重估進入媒體和公眾層麵。
這時，國內報道、網絡點擊，甚至境外、國外經常出現安啟元的名字，采訪記者接踵而來，消息報道連續不斷，安啟元成為公眾十分關注的“焦點”人物。
為了弄清楚安啟元與渭河治理的關係，筆者翻閱了安啟元等人連續六次的提案，大量有關安啟元與渭河治理、與三門峽水庫重估等報道，並對安啟元進行拜訪，才算基本弄清了個中情由。
與渭河不解之緣
首先得說清楚，安啟元曾在幾個場合說過，從1996年7月渭河發水再次引起災害開始，“與渭河結下了不解之緣”。筆者理解那是指他在思考為什麼渭河小水能釀成大災，怎麼防止這種情況的再發生，也即是關注渭河怎樣治理的問題，使他長期放不下，一段時間解不開。和現在探究他與渭河這種不解之緣的思想基礎與情感曆程，是兩個層麵的問題。兩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
安啟元1933年出生於陝西省臨潼縣（現改為西安市臨潼區）。臨潼位於西安東部，渭河自西向東穿越過境，古時的西安八景之一驪山晚照、秦始皇兵馬俑、唐明皇駐蹕休憩之地華清池和貴妃浴就在這裏。安啟元在這個山川秀美、風景佳麗之地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用他的話說：“我是喝著渭河水，吃著秦川糧長大的。渭河的漲落，河上的船帆，給我的童年帶來了莫大的歡欣。”
大學畢業後他離開了生他養他的臨潼，離開了渭河，離開了陝西。直到1988年回陝工作時，再看看渭河，昔日“晚來清渭上，疑似楚江邊。漁網依沙岸，人家傍水田”的美麗壯觀景象已不複存在。
安啟元在任省委書記時就十分關注渭河的治理，特別是對造成下遊災害不斷發生成因的思考和調研，他利用下鄉調查指導工作的機會考察了解渭河存在的問題；利用開會研究工作的時機，宣講治理渭河的必要性；利用在北京出差、學習或開會的間隙與有關業務部門的領導交換對渭河治理的看法，並多次向黨中央或國家領導人，反映渭河存在的問題，提出治理意見。
1995年八九月間，渭河下遊發大水引起災害，他到渭南查看災情時，遠遠聽見一位農民大放悲聲，近前交談後，才知道：西瓜熟了，瓜農把自己種的五畝西瓜定了每斤兩毛五的價格，瓜商上門收購，經反複討價還價，瓜商隻出兩毛四，瓜農不肯出賣。一夜之間，渭河發大水，五畝地的西瓜全被淹了。安啟元無限憐憫，哀歎農民的貧窮：“就一分錢啊！舍不得，結果什麼都沒有了。”這件事他時常縈懷在心。隻要一提到渭河之事，他便感歎此事，無數次地對采訪者談及當時情景。眼睛濕潤了，聲音哽咽了。他說：“當時我最強烈的印象是農民真窮，你想象不到的窮。”
這年水災過後，為了安定災民情緒，省上安排了文藝演出，第一天還有人看，第二天基本上就沒人了。安啟元告訴記者：“老百姓家都沒有了，誰還有心思看演出。”沒有對農村情況的相當熟悉，沒有對農民疾苦的深切關注，是不會有這種體會，更不會說出這番話的。
每次渭河發生洪水災害，安啟元都要去災區查看了解。他說：“渭河邊上的人太苦了，我發現，關中最窮的地方是在三門峽庫區。”
2003年8月至10月（以下簡稱“03·8”），陝西“淫雨霏霏，連月不開”，渭河下遊水天相連，一片渾黃，崩堤漫灘的洪水，淹沒了將要豐收的莊稼，摧毀了整齊完好的農舍，災害之大、損失之重為50年來之最。消息傳來，魂牽夢繞渭河的安啟元，多少天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災害還未完全停止，他即趕赴現場，慰問安撫災民，調查了解災情。當他看到遍地淤泥、民房塌陷、滿目淒涼的景況時，悲痛難忍，傷感不已。怎麼會造成這種狀況？後來他說：“當我在渭南了解到臨渭區北的西慶屯村、華縣北的吊莊村受災群眾家園被毀的慘狀時，我的心都快碎了……”
當年任省委書記的安啟元曾多次到庫區視察調研，自然熟知庫區人民的貧困原因之所在。他說，過去修建三門峽水庫時，陝西移民人數占全庫區移民總數的82%，28.7萬移民先遷寧夏，後又返陝西，再返庫區，經過反複折騰，許多人一貧如洗。每一次洪水災害都會造成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人的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哀鴻遍野，怎不叫人心痛呀！至今還有200萬沿河群眾10多萬返遷移民生命財產安全始終得不到保障，這麼大的隱患不解決怎麼安心？
當國家撥巨資近期重點治理渭河的消息傳開後，流域內人民歡欣鼓舞，額手稱慶時，他也感到欣慰，但平靜安詳，坦然自若。當人們稱道他多年來為渭河治理所做的努力時，他擺擺手說“微不足道”。他還鄭重地說，這要感謝黨中央、國務院，感謝省政協和社會各界人士。關鍵是要看以後我們如何用好這筆錢，如何科學規劃，治理渭河，給沿河老百姓創造和諧幸福的新生活，使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提心吊膽地過日子。並飽含深情地一再講：“八年渭河夢，一朝圓，這是我省渭河流域2200萬人民的福音。”
安啟元的渭河情緣還源自於他任省委書記時，一貫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抓大事抓落實興陝富民”的工作指導思想。他深諳渭河的曆史地位。他說：“渭河，是陝西人民的母親河，八百裏秦人的生命線。渭河養育了陝西關中平原幾千年的繁榮和豐腴，中國最強盛的王朝周秦漢唐在這裏建都。可以說，中華五千年的曆史，有一半寫在秦川。這裏處處有曆史，處處有文物。”他也熟知關中是陝西的聚寶盆，這裏集中了陝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業總產值。他更清楚渭河的狀況：上遊來水逐年減少，中遊汙染嚴重，而下遊由於三門峽大壩的修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暢，平時少水，一來暴雨即成大災。地下水超采，水質汙染等，也就是業內人士總結的“上幹、中黑、下淤”生動形象的說法。他說，搞好渭河近期重點治理，保障渭河流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對陝西省的全麵發展乃至大西北的開發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這當然不是小事。既然是大事，就被他抓住了。他任省委書記時的口頭禪：“工作抓而不緊等於不抓，抓而不實等於白抓。會議開的再多，文件發的再厚，口號喊的再響，如果不去紮紮實實地抓落實，就都會流於形式。”可巧，渭河之事被他抓住不放，這情緣能解得開嗎？
安啟元的渭河情緣還源於他的科學發展觀。黃河可能因其水黃而得名，它的陝西支流涇、渭、洛三河水更黃。據測量，渭河水每噸含泥沙量486公斤，幾乎是一半水，一半土沙，跟泥漿差不多。這個問題早被安啟元看出來了，他在《搞好水土保持實現可持續發展》一文中指出：“水土流失是當今世界環境中的突出問題之一，也是影響陝西可持續發展的製約因素。我省水土流失麵積占總土地麵積的2/3，年平均輸沙量占全國水土流失總量的1/5，是水土流失最嚴重的一個省。我省的黃土高原每年輸入黃河泥沙占黃河總輸入泥沙量的一半，黃河流域138個水土流失重點縣中，我省占48個。”足見水土保持工作任重道遠。
上古時候，涇河上遊林草茂密，植被覆蓋很好，所以涇河水清、渭河水濁，才有“涇渭分明”的成語。近代以前早已是混濁不堪、涇渭不分了。
2004年8月11日，安啟元在大學生誌願者渭河考察團座談會上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綠色營考察渭河的資料，更能喚起人們的憂患意識，喚醒人們關愛渭河、關注環保工作。”
安啟元指出，我們必須從戰略的高度來認識水土保持的地位和作用。並提出了四條治理措施：一是以小流域為單元集中連片規模治理；二是堅持開發治理與發展農村經濟相結合；三是遏製人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四是建立多元化投入機製。
安啟元認為，一定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渭河治理工作，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節約資源的觀念、保護環境的觀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做好這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
看來，安啟元與渭河不解之緣，還要保持下去。這些大概就是安啟元與渭河的情感曆程。
談水患涉及大壩
2004年的早春2月，正當國內媒體把渭河“03·8”大水災害與三門峽水庫的關係炒作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安啟元接受了《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的采訪。在該刊當年第13期上記者這樣寫道：“接受采訪時，安啟元很坦然，‘我個人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解決渭河治理問題，減少這裏的災害，讓農民生活不再那麼苦。三門峽問題，是為了解決渭河問題不得不麵對的難題’。”
三門峽市人常常把三門峽水庫簡稱為大壩。大壩給一個名不經傳的小小陝縣城帶來了高樓林立，街道寬敞，擁有近30萬人口、200多平方公裏的現代化中等城市。大壩修建40多年來已使峽穀濕地連片，成了天鵝越冬的樂園，空氣清新、濕潤，不但植被多了，雨也多了。46年前老陝縣城的地上黃土沒腳麵，風卷灰塵滿天飛的景況，一去不複返。三門峽市一躍成為黃河旅遊的中心地。特別是大壩使下遊免遭黃河決堤改道的洪水災害，實現了近半個世紀的安瀾。千萬頃農田得以灌溉，經濟快速發展，千裏黃泛區的痕跡早已蕩然無存。大壩的曆史功績可能還不止這些。
然而不少人尤其是50歲以下的人，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大壩是犧牲了上遊多麼巨大的利益，用多少人的血和淚換來的。
“三門峽水庫建設，違背了水沙自然規律”；
“三門峽水庫取得的效益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的利益為代價的”；
“三門峽水庫是個錯誤”；
……
資深專家和水利部門要員，對三門峽水庫的評估還不止這些。
大壩是在一個特殊的年代，以錯誤的選址、錯誤的設計、甚至錯誤的施工而結出來的“苦果”。
20世紀的50年代後期，是一個“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時期、一個政治意義淩駕一切、感性大於理性的年代。大壩是蘇聯老大哥援建的156個項目中之一，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的專家設計的。
安啟元介紹說，所謂的蘇聯專家隻是很少幾個，其餘大部分是從學校剛畢業出來的學生，他們沒有實踐經驗，還到處指手畫腳。
安啟元接著說，蘇聯擁有在一般河流上梯級開發的豐富經驗，但是在他們的版圖上並沒有像黃河這樣多泥沙的大河，由於對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及泥沙條件估計不足，更沒有重視和研究少數專家學者的反對意見，就倉促上馬，動工修建。在水庫建設之初，就為以後埋下了難以消弭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