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秋天，在北京中南海的懷仁堂，聽當時來華的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做報告。這兩位赫赫揚揚的名家，究竟講了些什麼，現在已了無印象。隻記得一個圓臉，一個方臉，但卻是我第一次見到過的蘇聯作家。那份傾慕之情，自不消說，這是和自己對於蘇聯文學，更包括對於俄羅斯文學的愛好相聯係的。
我是從趙景深先生30年代譯的柴霍夫小說，開始閱讀俄羅斯文學作品，然後才被蘇聯文學迷住的。那時，書肆上有各式各樣的讀物，但青年人仍舊被進步書籍吸引，許多人就這樣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是不大相信書籍和引誘犯罪的必然聯係，因為識得字，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就自然懂得區別，懂得選擇的。而越是封閉，越沒有免疫力，相反倒容易被不好的讀物俘虜。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會讀小說嗎？我是不大相信的。
解放前，是國民黨統治下的腐敗社會，但好像對於進步的文藝界把蘇俄文學介紹到中國來，並沒有設置特別的障礙。倒是這個政權退縮到台灣以後，在政治上極其虛弱的時候，才特別地嚴酷起來，文網森禁，是曾經封閉過一切蘇俄文學的。
虛弱，便害怕一切，人，如此；政權，亦如此。
1945年日本投降，我已經讀中學了，學校在上海淮海中路。我記得那段文學啟蒙期間，可以說是狂熱地尋找俄蘇文學來閱讀。費定的《城與年》、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卡達耶夫的《時間啊，前進！》和《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都是在我十幾歲時如饑如渴地讀過的，當然更不用說俄羅斯文學了。當時倒是什麼都有，我還記得像高爾基的大部分作品，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的詩，伊凡諾夫的劇本《鐵甲列車》，還包括蒲寧、葉賽寧、阿·托爾斯泰，還包括描寫日俄戰爭、相當沙文主義的《對馬海峽》、《旅順口》等等，凡能弄到手的，都不會放過。
我相信，嗣後能夠走上文學道路，這些啟蒙的作品，對我是有莫大影響的。
雖然斯坦貝克的《煙草路》、薩洛楊的《雞蛋與我》、海明威的《戰地鍾聲》，這些西方小說，也有，也手不釋卷地看，但總是不如俄蘇文學對那時的我，更有吸引力，更容易心領神會些。大概一定的時代氛圍，對一定的人所形成的價值觀，是能左右人的求知欲望，會產生偏愛某些讀物的傾向。那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充滿革命氣氛的蘇聯文學，當然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時，在上海錦江飯店的附近，還允許蘇聯的對外文化協會在那裏開辦一間小小的閱覽室。有些蘇聯出版的譯成中文的小說，我是在那裏看到的。由於我讀的那所中學離此不遠，放了學可以彎進去坐一坐，好多書就是在那裏讀到的。當時還有一個可看到蘇聯小說和其他進步書籍的地方，即現在上海淮海路婦女兒童用品商店，那時叫呂班路的拐角處的“生活書店”了。
“書籍是人類的良師益友”，廣泛地、任人自擇地、並不特別要求你看或不看地加以諄諄指導地找一本書，站在那兒看上一兩個小時，第一，店員不攆；第二，閱讀自由；第三，不承擔受教育的必盡義務；第四，也不用擔心看了所謂的“壞書”而誤入歧途。
那是很讓人上進的地方。
對求知的人來說，就應該這樣敞開書櫃的大門，不必藏藏掖掖，你認為好的要讓人看，你認為不好的，也要讓人看。何況，你認為好的未必好，你認為壞的未必壞，也許今天是好的，明天證明並不好，同樣，現在看來是壞的，過些年以後，沒準又是好的。在中國，一會兒香花，一會兒毒草，撲朔迷離的變化還少嗎？我們這一代作家，以及隨後的知青代作家，以及又一代的年輕作家，誰不是這樣東看看、西看看而開始寫作品的呢？成長在“文革”期間的知青作家，誰不是偷偷地看那些抄沒的封存的被斥之為“封資修”的文學作品，而後才提筆的呢？他們其中一大部分出類拔萃的作家，受蘇聯文學的影響尤重，並不亞於50年代那批作家。
應該說，從魯迅先生介紹果戈理《死魂靈》開始，中國的翻譯界對於蘇俄的熱衷異常高漲，以致有“盧布津貼”之嫌。先是從日文，從英文，然後直接從俄文（尤其解放以後），簡直可以說是“一窩蜂”地把俄蘇文學“躉”進來。這當然是好事，對於中國作家真可以說是“善莫大焉”。
我曾對一位蘇聯作家說過：“世界上最了解你們蘇聯文學的，數我們中國！”這話大概不是吹牛。詩人葉夫圖申科感歎過：“除了受到過批判的阿赫馬托娃外，所有我的同行，在中國都有讀者。”如果當場的翻譯沒有理解錯的話，他認為所有這些詩人加在一起，也頂不上一個阿赫馬托娃。他對我們冷落這位象征派女詩人，不以為然。其實她也被介紹到中國來過的，不過不是那麼十分熱烈罷了。葉夫圖申科不了解，那時中蘇兩國還沒掰，一個時期內在政治上還得看齊的結果，倒並非翻譯家的有意怠慢。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翻譯蘇聯文學，比我們中國更多。
這種“一窩蜂”現象，我很難說是不是我們的國民性。無論幹什麼，總是一不做，二不休，過猶不及，甚至矯枉也必須過正，一定要弄到不可收拾，下不了台而後才止步，才收場，才落實政策。對於蘇聯文學，也是不分良莠，無論優劣，不加選擇，競相翻譯，他們一些三流作家，四流作品，統統照搬不誤。這使我接觸的蘇聯作家很感驚異，並隱隱流露一點大國沙文的驕矜之色。
1985年，我作為阻斷多年後第一個去蘇聯訪問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現在叫彼得堡），談到我們翻譯過蘇聯文學情況時，他們時常發出驚叫，或聳肩做訝異不解狀。對他們一些作家，一些作品，居然也翻譯成中文，擁有大量中國讀者，頗是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
這挺教人難堪。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國人的脾性一向如此。
新中國成立後，那時，整個國家的指導方針叫做“一邊倒”，以俄為師，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尊之曰“老大哥”，事事都學蘇聯。中國人一旦絕對化起來，無所不用其極，好的壞的，一律統統照搬，經濟基礎如此，上層建築那就更不用說了。結果，40年後，才悟到從鋼鐵一直到嬰兒奶嘴都要計劃的經濟，並非萬靈驗方，連創始人都棄之若敝屣地扔在一邊了。在意識形態，在文學方麵，對於我們的積極因素是什麼，消極因素是什麼，好像大家並沒有認真地清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