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是一種藝術，能發現那些不能看見的事物。”
這是18世紀中葉，一個名叫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的不得意的英國神職人員說的話。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於未來的思慮，其實也就是遠見。一個鼠目寸光、雞零狗碎的作家，大概是寫不出大作品的。倘無高瞻遠矚的氣概，出乎眼前功利的考慮，迎合什麼人的需要，也許能寫出一些應景的、湊熱鬧的、純粹為了邀好的作品。但曆史卻像一麵無情的篩子，凡缺乏太久遠意義的文學作品，很快會從篩孔裏跌落下去。因為文學史本是一艘承載重量有限的船隻，它不可能無止境地把那些車載鬥量的三等品、等外品都留存著的。
斯威夫特所說的這種作為一種藝術，能夠發現那些看不見事物的“遠見”，既是作家對於客觀世界的外部觀察，恐怕更是作家對於主觀世界的內在認識。有的人，善於他見，而不善於自見，議人時喙長，道己時嘴短。因此，對待別人的事情還能指點江山、揮斥方遒一番，對待自己的問題就難免懵懂，感情用事起來。於是，不免要糾纏於身邊的是非，眼前的得失，瞬刻的長短，而莫衷一是，或陷入於狗屁不頂的褒貶揚抑，吃飽了撐的說三道四，純係小兒科的喜怒哀樂、無聊透頂的爭嘴鬥氣之中而無法自拔。
真是應該銘記牧師先生這句有關遠見的箴言，犯不著把藝術生命消耗在無用功上，實在是不劃算的。因為，斯威夫特還說過一句醍醐灌頂的話：“為真理而發的火熱心，十之八九可能出自盛烈的火氣，或強暴的野心，或滿盈的驕傲。”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幹正經事是多麼迫切和隻爭朝夕了。
這大約在17、18世紀說的話，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還挺有針對性的，正好說明這個斯威夫特的“遠見”。他就是寫過一部如今大家都知曉的《格列佛遊記》的英國作家，這部小說1726年出版以後，受到英國人民的歡迎，兩個多世紀以來，譯成幾十種文字，流傳世界，深入人心。《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稱他為“英國最傑出的諷刺作家和古往今來屈指可數的諷刺大師之一”。
而在稍後一些時期的東方，中國有位叫李汝珍（1763—1830）的窮酸文人，在書齋中忽發奇想，寫出一部《鏡花緣》，稱之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於幻想力的小說，不算過分。在人類文明史中，常常發現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係統中的不約而同的文學現象，遂產生所謂比較文學的研究，成為一門學科。兩個地區，哪怕隔著大洋，一個在地球的這麵，一個在地球的那麵，即使在毫無溝通的古代社會裏，也會在各自的文學傳統中，找到令人驚奇的彼此呼應之處。雖然那時中國的茶輸入英國，英國的鍾表也成為皇朝的貢品，但英國人對於中國文學，或中國人對於英國文學，所知道的情況基本上是零狀態。
《格列佛遊記》裏的大人國、小人國，與《鏡花緣》裏的君子國、女兒國，兩位作家的藝術構思，竟是如此吻合，真叫人拍案叫絕。而且這兩個絕對隔膜的作家，所寫出同屬海外奇談的作品，都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說明隨著時代的進展、視野的擴大，人類已經不再滿足視野所及的疆域，觸角開始向海外延伸，也就是“遠見”在作家的頭腦裏發生作用。於是，便展開了想象的翅膀，為文學史掀開新的一頁。
那時候，世居北京郊區大興縣的李汝珍，斷沒有辦法和那位住在都柏林的斯威夫特取得聯係，從他那兒得到借鑒或者啟示什麼的。而且那時的中國文人，自恃天朝人氏，不屑與夷人打交道。不像時下某些出息不大的作家，一見洋人，馬上立正，不敢稍息，臉上五官挪位，兩肩脅起諂笑，麵開蓮花，拚命巴結，對外國人放的每一個屁，都如聆綸音地引為聖旨；然後轉過臉來，像上海租界裏的紅頭阿三一樣，狐假虎威，用那些洋名詞轟炸中國文壇，作假洋鬼子狀。李汝珍一沒本錢雇幾個評論家給自己鼓吹，二沒資本組織一幫加裏森敢死隊，為自己衝鋒陷陣，蕩平天下。所以，斯威夫特也就無法知悉中國的北京郊區，有他一位同道。不可能向他發邀請函，或者簽發一張綠卡，請這位窮儒生到英倫三島一逛，嚐一嚐煙火腿，喝一喝下午茶。然而，他們這種文學家的遠見，在探索的領域裏，卻於無意中碰撞到了一個題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