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好比一座出將入相的舞台，生旦淨末醜，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筆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台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裏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裏，歌舞升平的隨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禪加冕啊，皇恩浩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麵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麼精彩了。因為，數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著的、隻要一掀簾子就能登台獻藝的本事。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夥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將出來，在那裏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隱，乃至於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舞蹁躚”了。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醜，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曆史小說，寫了那麼多的帝王將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現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別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於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份，主要還是附庸於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身份，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份，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名義、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自己了。至於職務，隻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管這批以文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為他們都是在漢獻帝的建安年代，活躍於許都的詩人作家。那時的中國，在文化上有點號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劉表。至於江東的孫吳，那時還不成氣候，而劉備則是一個無處存身的亡命徒，處於犬突狼奔的狀態之中。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隻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質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視為末流了。回顧五千年文明史，中國文化的曆次毀滅性劫難，大半是這些人造成的。
與王小鷹和日本朋友島由子在京都嵐山周總理詩碑前。倒退？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他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裏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詩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他還讓蔡文姬把她能記下來的她父親蔡邕的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期間，多少珍貴書籍被化成紙漿，再生產成擦屁股的衛生紙；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這種文明與愚昧的倒置，不知道曆史是進步還是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麵，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加之他手中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
當時駐鎮在荊州的劉表，是一個誌大才疏式的人物，號稱八俊，喜以風雅自命。這種經常舞文弄墨，偶爾談詩論經，平素要找幾個文化人裝點門麵，動不動來上幾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我們中國官場的土特產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於中原混戰之際，他在荊州，得以偏安一隅，經營他的地盤，相對穩定，而且也網羅了像王粲這樣的很負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與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禮。其實，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歎，被人詠唱了幾千年，而現在看劉表，不過是個以文博名的無聊政客而已。
項羽燒阿房宮的時候，不會想到做詩，到了烏江四麵楚歌的時候，就唱開了“虞兮虞兮奈若何”來了。凡無出路，無出息，在仕途上晉升無望，拓展無門，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歸田，情不自禁猶想一搏，然而無氣力、無奧援的吃政治飯者，就隻有附庸風雅，作斯文狀，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計了。亦文亦官，似官似民，有名有實，亦下亦上，說在位又不在位，說不管事又管事，說退了還很忙，說忙吧，忙裏偷閑還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戲、指導指導創作，是中國官場中的落魄者和即將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處境。
外國人不大搞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絕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調：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牘勞形，作清高狀。拿破侖決不羨慕作家的榮譽，非要當一名作協會員。據傳他從莫斯科敗退時，把作家和驢子編在一個隊伍裏，放在最後，不知確否？伊麗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亞寫她喜歡看的《第十二夜》，但決不親自執筆，還要在劇本開頭署上芳名。哈韋爾當了捷克總統以後，就管做他的總統，不再當他的劇作家了，而且也不過問別人應該寫喜劇，還是寫悲劇的事。一到我們這兒，什麼儒將啊，儒吏啊，全出來了，最近更擴而大之，還有儒商一說。從前知道，商是惟利是圖的，而儒是反對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聯在一起，實在是有些莫明其妙。若以此類推的話，豈不是可以有儒盜、儒匪一說了麼？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話了。
其實，像劉表這樣的中國官僚，說穿了，有了足夠的權力還不滿足，和中國的暴發戶、百萬富翁，有了許多的錢，甚至做到有錢能使鬼推磨以後，還覺得缺點什麼一樣，就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權力、金錢之外的社會價值觀，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領導，要作兩句歪詩，以顯肚子有墨水；毛筆握不好，字像鬼畫符的老爺，喜愛到處題詞，表示自己有學問；分明文學白丁，卻要指導作家，證明他什麼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國，都搞不清楚，也說不上來，卻不講曆史教訓，以示自己淵博。和有錢人在多寶格裏擺假古董，在牆上掛贗品字畫，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樓閣，雇幾個作家為自己寫傳，或者當槍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樣，不過是錢多了，權有了以後，在文化方麵沽名釣譽，給自己沾點書卷氣而已。
荊州的平穩假象，使得劉表錯以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經濟、文化實力，可以與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實力的人物，尤其容易過高估計自己。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絕對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識的作家，終究是少數。處於中原戰亂之外的荊州，不過是一個暫時安穩的地方，許多人的到來，逃難避亂，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明白人也看出虛名無實的劉表，前景不佳。《世說新語》引《魏誌》曰：“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過長沙。”可見有識之士，並不把他當成為什麼中心的。後來的荊州，實際上成了吳、蜀、魏的兵家必爭之地，成為重災區。劉表也成了過眼煙雲，除了他的怕老婆名聲外，現在誰還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當時做了荊州作家協會的主席，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