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7月，一位法國作家被法庭以誹謗罪，判處徒刑。就在宣判的當天，他跨海逃亡，在英國倫敦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這位作家，就是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作家被弄到對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在今天的先鋒文學圈子裏，這是個已經少有人談起的名字。
左拉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讀他那些曾經輝煌一時的作品者，已寥若晨星。想到時下一些作家，認為自己已經傳世；或一些捧家，認為某些作品已經經典，都是不怕大風閃了舌頭的過甚之詞。
文學的不朽，是由坐在書齋裏的幾個人，交頭接耳就能決定的嗎？2050年以後的讀者喜歡讀什麼文學作品，能以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為標準嗎？我們到飯店請客的最起碼的禮貌，總是要把菜單遞給客人，請他點菜吧？如果一個主觀的主人按他的好惡決定了幾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夠接受諾曼底那種臭不可聞的奶酪，非強迫你吃的話，你會欣欣然地坐在那裏嗎？
馬來西亞的檳城，一邊是太平洋，一邊是印度洋。
左拉一生的目標是追趕巴爾紮克，直到他最後死於煤氣泄漏，由20部長篇小說構成的《盧貢——馬卡爾家族》，是他的類似《人間喜劇》式的法國社會生活的編年史。法國作家巴比塞說過：“在左拉眼裏，隻有長篇小說才是‘我們時代的武器’，如同悲劇是17世紀的武器，詩歌是19世紀30年代的武器一樣，他說：‘長篇小說的靈活框子可以把全部知識的總和都包容進來’，‘長篇小說——這是隨心所欲的東西。’”
對於這位長篇小說領域中進行過寫作實驗的大師，時下，持現代派觀點和隻不過標榜新潮的作者或讀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讀者的文學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誰，他曾寫過些什麼，現在忽然提到了他，便與從箱子底下翻出來的四個吊兜的滌卡中山服、國防綠的洗得褪色的軍便服一樣，至少有種老古董感覺，背時的感覺，這大概是不會說錯的。
文學是個市場，和服裝一樣，流行什麼，滯銷什麼，是個使神經脆弱的作家，像沒頭的蒼蠅東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內俱焚的問題。有的作家，財源滾滾，炒作成癮；有的作家，枯守寒窯，隻好喝西北風。所以，這種不平衡，大概就是現實，現實就是這樣殘酷無情。
隨便舉個例，同是外國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間有個“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黃泉碧落，上下迥異。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紅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讓左拉感到慚愧。杜拉因為和張愛玲一樣，由於在前不久香消玉殞的緣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書好銷起來，連由香港演員飾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賣得不錯。至於昆德拉，那更是一直被敬若神明，受到眾人頂禮膜拜的。甚至拉美文學，隻不過沾一個“拉”字的光，也在文學市場上被看好。因為流行和時尚，有一股裹脅愚盲的力量，會誘使那些輕信者、追隨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老趕”之輩，會不由自主地趨之若鶩。其實，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有的相當“柴”的。最近召開的國際西班牙語大會，巴爾加斯·略薩不就指責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語言嗎？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固大有人在，持相異評價者，也大有人在的。
中國人之容易被蠱惑、被煽動，和中國人之喜歡看熱鬧，喜歡一窩蜂，喜歡大呼窿，喜歡起哄架秧子有關。
清末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一夜之間，京城津門，神壇遍地，磕頭燒香，扶清滅洋。那些信徒堅信大師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槍不入，哪怕後來在武清縣，在垡頭鎮的交火中，證明了敵不過洋槍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擊斃，倒地不起，還不承認符咒不靈，聲言係死者不夠心誠所致。所以，我在一本書裏看到一則統計數字，說中國每天有六千萬人在如火如荼地大練氣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這其實是縮小的說法，包括我認識的幾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幾位走火入魔的編輯，說現在神州大地上流行著當代義和團癔病綜合症，不算過分。於是，我想，拉美文學，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著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有的是病，但也有相當一部分隻不過矮子看戲，人雲亦雲，眾人說東，不敢說西的從眾心理的慣勢罷了。
所以，此“拉”在市場上敵不過彼“拉”，是因為沒有鼓吹的氣功師、點傳師罷了，但並不等於其文學價值也打了折扣。
前些日子，有一些文學刊物，搞了一個新體驗專號，為已沒有什麼故事的文壇，掀起幾絲漪漣，增加些許熱鬧。有人去當小販，有人到太平間，大家覺得很新鮮，其實並不新鮮，不過老戲新唱，舊調重彈。溯本推源，這種新體驗小說的老祖宗，就是左拉。他在19世紀末的巴黎文學圈子裏，就推行他的自然主義的文學主張和實踐。當時，讚同他這種文學實驗的，還有寫《羊脂球》的莫泊桑，寫《最後一課》的都德，他們共同結集出版的《荷塘夜話》，便是他們最初創作實踐的結果，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