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款道奇汽車於1914年11月開始生產時，福特沒有在意道奇兩兄弟正在憑借他們的公司或他們的錢做些什麼。唯一令他煩惱的是他們仍然能賺取福特汽車公司的分紅——其實更恰當地說，他們不是在“賺取”這些分紅。當約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兄弟不再對他的公司作出貢獻，他也不再能容忍他們從福特汽車公司得到資金（1913年時超過了100萬美元）。所以他一直在醞釀一個計劃，確保在未來福特的分紅隻會幫助福特，而不是其他任何公司。
1914年夏末，亨利·福特分別與詹姆斯·考森斯、哈羅德·威爾斯以及查爾斯·索倫森和P。E。馬丁就銷售與采購、技術改進以及生產問題交換了意見。根據下屬們所提供的情況，他決定在1914～1915年度生產30萬輛T型車。在工廠以外的人看來，那個創紀錄的目標代表著一個賭博。降價50美元後，這樣多的汽車也許能夠賣光，但如果價格下降後汽車還是不能全部賣出去，公司將損失數以百萬計美元。
像往常一樣，亨利·福特又宣布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把價格的下降直接與產量的上升聯係在一起從而避免了失敗風險。依靠自己對美國公眾的號召力，他以個人身份給出了一個簡明的報價：如果銷量能達到30萬，公司將向每一個T型車新買主返還50美元的購價。這一舉動的公關價值驚人得大，就像日薪五美元推出後福特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樣。
隨著訂購量直線飆升到30萬，福特汽車公司新雇用的三萬名工人也快要把高地公園工廠擠爆了。雖然公司在高地公園工廠采用了嚴格管理，但在大多數時間裏，員工們還是滿意的（主要得感謝日薪五美元），因此工廠保持了高效率和高利潤率。然而在亨利·福特眼中，有些事情還是不太對頭。於是在1915年，他開始注意詹姆斯·考森斯的行為。根據他在這次調查中的記錄，在1915年的頭九個月內，財務主管僅出現在工作地點84次，還不到同時期工作日的一半。福特實際上沒有多少理由不滿——那一年他也經常不在工廠。但他是公司總裁，他是亨利·福特，因此他是與眾不同的。
於是，福特一邊繼續隨心所欲地在自己位於迪爾伯恩的農場中設計他的廉價、輕質但強力的拖拉機，製訂成立新公司生產這種拖拉機的計劃，一邊又開始對考森斯的曠工大發牢騷。不管他自己選擇在什麼地方工作，他總希望別人待在自己的辦公桌、繪圖桌或者機器旁邊努力地工作為公司賺取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於是，詹姆斯·考森斯開始對福特汽車公司失去興趣，並且把自己的精力轉移到了競選密歇根州長上。
但考森斯對亨利·福特的懷疑遠甚於福特對他的懷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兩人之間的敵意上升了，而且遠在美國於1917年參戰之前。在這段時期內，亨利·福特扮演起了美國頭號和平倡導者的角色。然而，在美國參戰之前的那不平靜的幾年中，他的觀點實際上帶有一些理想化孤立主義的傾向。而且正是這些觀點不可避免地破壞了他與考森斯之間的紐帶。沒有亨利·福特和詹姆斯·考森斯之中的任何一個，福特汽車公司都可能不會存在。但最終，兩人還是分道揚鑣了。
當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兩年半內支離破碎的時候，有兩種選擇擺在美國麵前。第一種是完全置身之外，畢竟戰爭是大洋彼岸的事；第二種是同英國、法國和它們的盟友站在一起。
亨利·福特是反戰者，同時又有令人厭惡的毛病：偏執狂。在和平運動聲勢日高的1915年，福特通過一些小冊子和報紙評論表達了他那古怪的觀點。在幾篇文章中他尖銳地批評了紐約的一些銀行家，特別是J。P。摩根公司，認為他們附和美國人對英法的支持隻是為了保護5000萬美元的戰爭貸款。有時候，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陷得更深，甚至把“猶太佬”稱作戰爭的罪魁禍首，盡管他沒有解釋他所說的“猶太佬”究竟是指哪些人以及他們是如何挑動43個國家的3800萬人進入戰場的。
1915年5月7日，從紐約開往英格蘭的英國輪船路西塔尼亞號（Lusitania）在愛爾蘭海岸附近被一艘德國潛艇擊沉，喪生的1198人大多是平民，包括一些美國人。而亨利·福特對此事件作出了令人難以忍受的評論。在那艘船開往歐洲之前，德國政府曾經在紐約的一些報紙上發表聲明警告中立國公民——比如說美國公民，協約國的所有船隻都是戰時的潛在攻擊目標。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人道主義行為讓福特在慘劇發生之後說出了這樣的話：那些罹難者都是“非要上那艘船的傻瓜”。後來，同那場戰爭一樣冷酷無情的福特還以更加過分的語言表達了他的和平主義觀點——稱美國常規軍的士兵全都“又懶散又瘋狂”。
本來，福特的這些蠢話同他那些還算清醒的反戰評論一樣並沒引起太多注意，但當他宣稱他將用自己的全部財產追求和平的時候，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那裏搶走了頭版頭條的位置。福特承諾，他寧願把自己的工廠燒成平地也不會讓它轉向軍工生產。這話激怒了詹姆斯·考森斯。當美國還在斟酌是否參戰的時候，考森斯卻支持戰備和武力幹涉，他認為美國能夠結束正在上演著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兩人在參戰問題上的分歧標誌著多年合作中的第一次嚴重的意見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