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21日，亨利·福特難得地停止在《迪爾伯恩獨立報》上大放厥詞，開始談論一個他真正了解的話題。他宣布，福特汽車公司的所有產品統統降價，從卡車的14%到T型單排車的31%，下降幅度不一而足。
福特聲稱他的公司有146065輛汽車的訂單，而且堅持說價格下降不是因為公司已經走投無路。事實上，亨利·福特和其他所有人都在受市場萎靡所帶來的折磨。對福特汽車公司來說，這種折磨要更痛苦一些。首先，公司還有5800萬美元的巨債需要在價格下調後的七個月內償還。其次，亨利·福特說他願意承受價格下降所造成的最初的經濟損失並不是誇張。福特汽車公司確實會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福特是在拿公司賭博，他認為戰後通貨膨脹所造成的高價格水平不會一直維持下去，如果他把自己的產品價格壓低，預期中的銷量劇增將會把整個形勢糾正。在宣布降價後的第二天，公司的紐約分支報告說500輛T型車的存貨已經出售完畢。不幸的是，最初的成功並沒有維持下去。然而福特的工廠依然保持著一貫的快節奏，通過一天三班倒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產能力。在當時情況下，福特汽車公司仍然匆忙地生產汽車讓人不可理解。
當時，其他汽車生產商幾乎全部削減了產量或幹脆停止了生產，而T型車仍然源源不斷地運出高地公園工廠，最後福特汽車公司終於認識到不可能永遠地虧本生產。1920年晚秋，公司滑向了危機。投資銀行家們圍著公司團團轉，時刻關注著那些證明亨利·福特已經陷入麻煩的越來越多的證據。年底時，由於所生產的T型車並沒有完全售出，福特不得不作出一個選擇：要麼拖欠3800萬美元的債務，要麼畢恭畢敬地去求助於銀行家。
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正是在這個福特汽車曆史上財務狀況最拮據的時候，亨利·福特的《迪爾伯恩獨立報》開始連載它那不僅侮辱猶太銀行家，也侮辱整個銀行業的“國際猶太人”係列。到1920年年底，每一個種族和每一種信仰的美國人都開始表達他們對《迪爾伯恩獨立報》的憤怒。直接受到反猶太文章衝擊的是福特的經銷商們，他們直接失去了一些買賣，並失去一些潛在顧客，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
到1920年秋季，已經連載了半年的“國際猶太人”欄目讓足夠多的人知曉了亨利·福特的聖戰運動，於是他的反猶太主義成了一個公共問題。“迪爾伯恩獨立報”、“錫安智慧長老協議”和“國際猶太人”全都成了當時的專門詞彙。
1920年聖誕節前的那幾個星期中，整個美國金融圈盛傳著一種流言：福特汽車公司已經瀕臨破產。月初時，這種說法似乎有被證實的跡象，因為公司宣布從12月23日起高地公園工廠將為“盤存”而停產兩星期。全美的商業觀察家都表達了對這一則新聞的關心和對這種借口的懷疑。還有傳聞說亨利·福特已經患了重病。12月29日——停產後沒幾天，福特汽車公司又發布消息說高地公園工廠至少會關閉到2月1日，這又給種種最讓人沮喪的傳言提供了證據。
紐約那邊的消息也好不到哪裏去，這座城市有那麼幾天根本就沒有關於福特汽車公司的消息，因為公司發言人查爾斯·布勞內爾在1月1日辭職了。他的理由是妻子的健康狀況不佳，但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除非自己不滿或者被公司解職，一個頂級公關執行官不會在這種關鍵時刻退出。1921年1月3日，公司內外仍在就布勞內爾為何離開爭論不休時，一個更大的打擊降臨了：副總裁兼財務主管弗蘭克·克林根史密斯辭職。
就像自己的前任詹姆斯·考森斯一樣，才華橫溢的克林根史密斯最終與亨利·福特鬧翻了。他與福特的分歧主要在於三個問題，前兩個是9月份的削價和購買底特律、托萊多和伊朗頓鐵路（Detroit，Toledo＆Ironton），福特1919年購買底特律、托萊多和伊朗頓鐵路，目的是為了控製運營成本，擺脫公司受市場定價的影響，他的宏偉計劃是實現公司的完全自給自足，最終實現“垂直綜合”。垂直綜合讓亨利·福特控製生產的幾乎每一個方麵。最後一個是通過傳統的銀行融資來撐起公司未來的思想，這是克林根史密斯讚成的，但福特反對。1921年1月，公司最高管理層已經在解決財務危機的問題上分成了兩個陣營。查爾斯·索倫森和歐內斯特·利博爾德很自然地仍然站在亨利·福特這一邊。在另一邊，主張采用更安全融資方式的克林根史密斯隻有一個盟友：埃茲爾·福特，而這可能就是克林根史密斯離職的關鍵因素，因為福特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希望能控製埃茲爾，和自己唱反調是不允許的。
福特汽車公司最高管理層的紛爭成了一個新聞熱點，來自四麵八方的記者齊聚高地公園，發現公司已經陷入了混亂。在主樓的一側，公司秘書B。J。克雷格對媒體否認他或威廉·克努森已經辭職。（但克努森於1921年4月1日離開了公司）在主樓的另一側，埃茲爾·福特堅決拒絕對克林根史密斯的突然辭職發表任何評論。同時，在他的辦公室外麵，大約1000名工人正在抗議關閉工廠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