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性”的曆史文化視角來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就是將其納入到從傳統向現代轉換這一宏大的曆史文化進程之中，打破固有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分期的劃分，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連續性的整體，突破以往的研究範型的視野局限和斷裂、支離感，從而建立起一個更能完整地展現近代以來曆史和文學演進規律的研究格局。從此問題視角出發來看待20世紀中國文學，不僅可以從那些已有定評的作家那裏發現新的意義，而且還會發現在以往的研究格局中，被遺漏的、被忽視的作家的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新浪漫派”文學即是比較典型的一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既有的研究範型中，第一種研究範型是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曆史敘事、政治評判作為首要原則的，所以徐訏、無名氏這樣的“非政治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小布爾喬亞作家”，在這種文學史框架中是找不到位置的。第二種研究範型是以重返“五四”，追求“人的現代化”為指向的“啟蒙主義”的研究框架，像徐訏、無名氏這樣的處於時代主導文化的邊緣地域，帶有些許唯美、頹廢色彩，甚至連其時代的普遍的、重要的、表態性的“文學論爭”都不介入的作家，也很難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和關注。徐訏和無名氏都不是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以“改造人生”為首要誌趣的“為人生”的文學原則的信服者。相反，徐訏還要指責“五四”以來的主導文學的濃厚的“道學頭巾氣”，他和無名氏浪漫化、傳奇化的情愛書寫，被看作是對“時代要求”的背離和逃避。所以，在這種文學研究範型中對徐訏其人其作形成一個基本共識：即認為他飄忽有餘，厚重不足。所謂“厚重”主要指一種麵對現實的直接介入、參與態度，一種改造現實的理想主義承擔。而無名氏隻是被當作一個浪漫主義的通俗愛情小說家來看待的，而他的《無名書》前兩卷則因其大膽的語言和文體實驗性，而被封為是“現代主義”創作。為數不多的對他們的研究也多局限於一種單純的詩學批評領域，為他們究竟該歸屬為哪種文學主義、流派而大費周章、大傷腦筋，是浪漫主義還是現代主義？
抑或是“通俗的現代派”等等。總之，都是將其創作作為相對孤立的文本，來進行藝術評析的，這些研究是自有其開拓價值的，但也普遍存在著對“新浪漫派”出現的現代性的曆史文化語境缺乏深入的理解，並因而對其創作的價值意義也無法做出一種深度分析的問題。這都與這種研究範型自身的視野局限有關。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有一種突破既往的研究範型局限的努力，其特點在於研究者力圖將“信念”與“知識”分開，將一種帶有較強主觀色彩和急進功利性的“主義”、“態度”式的研究，轉向一種客觀的、學理式的梳理與分析。由此出現的研究態度是，不再將“現代性”之類視作一種完全想當然的正麵價值甚或終極意義，而是將“現代性”文化本身也視作一個反省、研究、考察的對象，對“現代性”持一種“客觀的、反省的理性態度”。這樣，不但對主導性的現代性文學話語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注意到其內部存在的衝突和斷裂，而且一些對現代性主導文化持疏離、質疑態度的作家，也開始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如對張愛玲、蘇青等人的研究儼然成為熱點，他們代表著一種“非信念式”的世俗化傾向，即“現代性”在他們那裏不是“信念”，不是“目標”，而是正在進行的當下世俗化的生存體驗本身，而正是這種世俗化的生存體驗，構成了對那種“信念式”的現代性目標的消解。徐訏和無名氏對“現代”的態度與他們基本相似，但是他們是主觀浪漫型的作家，他們創造的是一個浪漫化的詩意想象的世界，來彌補時代的匱乏，舒解時代的壓抑，所以表麵上他們與現實無涉，但從深層意義上來說正是對時代的一種個人性的回應和對話。這在他們是一種非常自覺的文化態度。且不說無名氏專有他的挑戰“時代”的《無名書》六卷、徐訏在七十年代，更寫出了反現代烏托邦小說《悲慘的世紀》，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文革”進行文化上的反省。徐訏在論《五四以來的文藝運動的道學頭巾氣》一文中，就指出了現代中國主流文化所存在的偏至性：“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把‘求中國進步’放在前麵，這自然是好的現象。但因為急切於‘救國’，就非把什麼都功利化不可，也就什麼都非政治掛帥不可。這就有非服從革命路線就不是‘求中國進步’，不是為中國的想法。而革命是一種目前的功利主義，文化則是累積的進步。”從這一上來說，徐訏和無名氏也應該可以說是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其不可忽視的獨特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