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性”文化的“問題意識”出發，將“新浪漫”派文學放在整個20世紀文學的大背景中來考察，可以充分揭示出“現代性”問題的複雜性，從而淡化20世紀文學所附加於“現代性”之上的理想主義色彩，深入地思考“現代性”價值的實現給人類的生存可能帶來的得與失，讓人們意識到他們所想象、憧憬的現代社會可能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那些一廂情願的“現代性”想象、設計隻是人們的夢想而已。雖與主導文學的現代性訴求不同，徐訏和無名氏的現代性想象也同樣帶有其時代特有的浪漫主義理想色彩。徐訏對吉普賽人的自由流浪生活的讚美，也難以驅除人們對這種回歸自然之路的疑慮；而無名氏的《無名書》所開出的“萬世太平之道”——“星球哲學”的新信仰，也表現出對內聖的功效的過高的期待，這種烏托邦往往隻注意到天人關係而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存在。同樣經曆過20世紀人類曆史上罕有的浩劫——二戰期間的德累斯頓大轟炸，庫爾特·馮尼庫特在他的《五號屠場》裏也曾從宇宙的視角，來描述外星人對這種人類悲劇的反應。但文明高度發達、遠遠超出地球人的外星人對此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他們認為災難不可避免，重要的是“不去理會那些糟糕透頂的日子，專注於美好的時光。”這不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悲觀主義而已，然而它也能給人帶來有益的啟示：那就是絕不可以輕言“拯救”或“解放”，想尋找到一種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是不現實的。這也正是價值一元論和價值多元論思維方式的區別。價值一元論的特點在於它向人們許諾隻要實現了某種價值，其它一切價值都會隨之實現，他是一個集眾美於一身的完美主義者。開個玩笑的話這是一種“打雞血治百病”式的信仰。正因為它許諾可以包治百病，所以它才是荒誕不經的。而價值多元論者則強調多種價值之間的彼此衝突、相互抵牾和難以調和，因此實現某種價值幾乎總是有損於其他價值。正如艾凱所說：“現代化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人類付出相應的代價”一樣，兩全之美、萬全之策是不存在的。無名書的作者基本上還沒有跳出其時代特有的烏托邦主義的思維方式，但這並不足以否定無名書的價值，他在追尋人性完善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遠，是令人敬佩的。重要的是要把“內聖”和“外王”脫離，“內聖”不可期之於每一個人，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達到的目標或必盡的義務，它是一種隻關乎個人的安身立命的信仰。它對於人來說是一個極高的標杆，而外王則必須考慮人的最低的下限，所以從“外王”學的角度來講，重要的不是去實現最高的善，而是去避免最大的惡。所以《無名書》的價值體現在它對於人的生存境界的拓辟和提升，但這種靠著對人生的不斷覺解所達至的內在、超驗的烏托邦，也絕對不可能取代實際的社會改造。
“追求現代”曾經是20世紀世界範圍內的一個重要文學主題，拉美作家奧帕斯曾如此回顧他對“現代性”的追尋：這種追尋是從他感覺被排除到“現代”之外時開始的，他想尋找進入“現代”的門口，他想成為“我的時間和我的世紀的人”。然而有一天他發現自己不是前進，而是返回了出發地，“現代性把我引向了我的開始，我的古代。決裂變成了和解。於是我明白了詩人原是世代之河中的一種搏鬥。”由此他對於“現代”的追尋有了這樣的體驗和結論：“在尋求‘現代性’的漫長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發現‘現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們內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剛剛誕生。我們追逐著處在不斷變化中的‘現代性’，卻始終未能抓住它。它總是逃脫，每次相遇它都會逃脫。於是感知之門微啟，另一種時間，真正的時間，我們一直在不知不覺地尋找的時間出現了，這就是現在、現時。”現在、現時是過去、未來的交彙點。人為的斷裂是不真實、不可行的，它給人帶來的隻能是存在的迷失。筆者所謂的“現代性的問題框架”也並不是一個先驗給定的規範性的概念，而是希望文學回歸當下，回歸人的此在的生存，並以此去貫通古今，在人類的世代生成的經驗之中重新去思考“人”，重新去理解曆史的一種努力。
1999年1月5日初稿寫畢於上海，1999年3月9日二稿於煙台，
2001年6月至2003年6月擴充、修改於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