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幾位現代文學史上的四川作家，並不曾為我們的研究界所忽略，但直到今天以前的絕大多數研究，顯然都是把他們直接置於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巨大背景上加以闡釋的，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總體特征往往被直接移作了對這幾位川籍作家的生存境況的說明，而事實上，盡管中國很早就走上了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的“大一統”道路，但這並不能改變特定地理環境和區域文化對各省作家的具體影響，像四川這樣深居內陸腹地，自成一體的較小的區域就更是如此了。更準確地講，郭沫若和他的文學同行們並沒有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中國，倒是很難擺脫四川社會及巴蜀文化的濃厚影響。
從巴蜀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讀郭沫若們的文學創作，這將是我們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以下就是筆者試圖從區域文化的角度切人文學的幾則讀書劄記。
1.郭沫若
詩這種文體本身就注定了不便於負托廣闊的社會人生麵貌。詩人的跳躍性思維和奔流的主觀情感妨礙著他們自沉於世俗的現實，作社會風俗的癡迷的記錄者。作為文學家，郭沫若首先是詩人，他的小說和戲劇也是詩，甚至文藝論著。社會批評及曆史研究也都充滿了詩人的思維和情感，所以除了自傳和《金剛坡下》等幾篇小說外，郭沫若直接描寫巴蜀社會的作品並不多，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他對故鄉的摯愛和深情。在新舊體詩歌和散文裏，郭沫若又是一個喜唱“巴蜀讚”的人。1923年，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成立，給草堂社諸鄉友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語言頗有巴蜀文不長傳入的豪氣：“吾蜀山水秀冠中夏，所產文人在文學史上亦恒占優越位置。工部名詩多成於人蜀以後，係感受蜀山蜀水底影響。”他又這樣為來華的泰戈爾“導遊”：“經大江，遊洞庭，經巫峽，以登峨眉、青城諸山，我國雄大的自然在他的作品上是可以生些貢獻。”導遊的行蹤直指巴蜀。在60年代他還遍遊四川，並作《蜀道奇》，那極盡誇耀的言辭簡直就是對雄大的巴蜀山川的精神壯遊，就是在以新詩馳騁世界的時候，郭沫若也忘不了“我的故鄉/本在那峨眉的山上。”忘不了“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是滔滔不盡的詩篇。”
從郭沫若的這些表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巴蜀意識”的強烈，而且，這種巴蜀意識首先就體現在他對巴蜀自然精神的主動攝取上。
大自然本無所謂精神，有的隻是人類心靈與客體發生的某種交彙和激蕩。大自然的形狀或激發或抑製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心靈隨之亦完成了某種調整，一調整以後，我們原本是模糊不清的情緒有了某種來自自然客體的依托和說明，於是我們會說是大自然的某種精神感染了我們。其實這哪裏是單純的自然作用了我們，分明是我們自身的生存情緒在主客體交流中因調整而變得清晰可感了。恐怕也隻有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有人類心靈參與的意義上，大自然才具有了某種文化的價值和意義。那麼，郭沫若生存情緒中的哪一種因素在巴蜀山川中找到了應和呢？我注意到，每當談到巴山蜀水之時，郭沫若最喜歡用的一個形容詞是“雄”。前文所引的“導遊”之語就稱長江中上遊一線有“雄大”之貌。此外，在《反正前後》裏，他也強調四川自古以來就號稱“天府雄區”。在《峨眉山上的白雪》一詩中，他自稱在大渡河畔，“感受著一片偉大的蒼涼”，在《巫峽的回憶》一詩中，他描繪群峰環繞的峽道是一個“雄渾的地方”。
南方文化是主情的，如果說圓潤靈動的江南山水迎合了江南人的纖弱善感的心靈，從而給江南文學以輕巧嫵媚的影響，那麼居於長江上遊荒遠地域的雄大的巴蜀又為巴蜀文人什麼樣的心靈所攝取呢？那就是一個文化負輕地區所特有的放拓和自由。放拓和自由給了巴蜀文人更多的自信和自足，這樣的自信和自足經由巴蜀山川“雄大”之貌的擴展和充實，最終轉化成了一股豪邁奔放的激情。郭沫若天性放任，又主動地接受著大自然雄大山川的擴展和充實，這都是他認同巴蜀文學豪情傳統的心理基礎。
郭沫若個性中的另外兩個特征也與巴蜀文化有密切的關係，這兩個特征就是爭強好勝的先鋒意識和靈活多變的通脫心態。
如果說在以“西學東漸”為契機的整個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中，誰又不是爭強好勝和善於自我調整的呢？換句話說，郭沫若的爭強好勝與靈活多變的更本質的東西是什麼？
我認為，郭沫若的本質在於他的爭強好勝包含著一種對自身生存狀態的確信甚至是自得，因而這種爭強好勝本身也更帶有一種顧盼自雄的“外顯”特征；在靈活多變的追求裏郭沫若體現出了一種少見的坦然，他似乎從來沒有因為這多變過程中的矛盾衝突而痛苦。
據說少年郭沫若“凡事都想出人頭地，凡事都不肯輸給別人”，這一評價雖出自他人之口，但郭沫若在名滿天下之時引述之，又何嚐不是一種自我描述呢！我們看學生時代的郭沫若那要強的反抗：“自從遭了一次斥退之後，我的性情愈見有意識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麵發展。”“這樣的想念怎麼也離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見懶，愈見散漫，愈見驕傲。人生的挫折竟也會加強著人的”驕傲“這是怎樣的一種自我確信呢！我注意到，郭沫若的自傳每當談及於此，都多少帶有點自我欣賞的味道。所謂”外顯“就是通過一係列有意識的”出格的言語和行動來引起他人的注意。這也讓我想起了郭沫若五嫂對他一張畢業照的評價：
我笑你那矜持的樣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層，你看你，把胸口挺著，把頸子扛在一邊，想提高你的身子。
郭沫若對此坦言道：“我隱隱地佩服她，她好像讀破了我的心。”如果說魯迅的錚錚傲骨包裹在他待人接物的謙和之下，胡適“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的學術執著並沒妨礙他為人處世的謹慎，倡導作家要有“強的個性”的鬱達夫恰恰在日常生活中充滿了自卑，那麼，郭沫若的爭強好勝常常都集中表現為他對文壇的主動出擊，他對權威的毫不留情的（有時甚至是刻薄的）戳擊和謾罵，為了擊敗對手，他並不怎麼考慮謹言慎行，或者也不乏自相矛盾、自我否定，但這一切似乎都不要緊，重要的是他力圖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存在。
郭沫若的靈活多變是指他過分迅速的自我揚棄。他總是想居於每一個時代潮流的浪尖之上，這就不得不變，他又總是能夠把各種異質的文化（新的和舊的、東方的和西方的）互相比附，以求“豁然而貫通”，這也不得不讓郭沫若的思想庫豐富以近於複雜，但有趣的是，他從來不曾因這樣的複雜內涵和多變的位移而有什麼躊躇猶豫，更不曾懷疑過他自己。我們不難在新文學運動其他的先驅者身上找到許多心靈搏鬥的印跡，不管這種搏鬥是在“個人無治主義”和“人道主義”之間展開，是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展開，抑或在“啟蒙”與“救亡”之間展開，知識分子的自我矛盾和鬥爭本來應當屬於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作家的普遍現象，但郭沫若卻往往是奇跡般地將之化解了去。
我感到，正是在以上的這兩個個性特征上，郭沫若與巴蜀文化的精神聯係隱約可見。在郭沫若這兩個方麵都包含了一種內陸文化的自信和自足，而在他坦然的多變裏，又滲透了移民文化的影響。
我們已經注意到，巴蜀作為西僻之鄉對儒家文化傳統的相對“輕負”。值得說明的是這種“輕負”對那些經常以“天府”自詡的人來說不是自卑而是自得。當儒家文化“韜光養晦”、“文質彬彬”的道德說教對他們並不起什麼約束作用時，這種顧盼自雄的好勝欲望也就格外地突出。我們可以留心一下郭沫若眾多自述中的這樣一個特征，就是說他對四川古代的先賢名達的讚賞和對巴蜀盆地的讚賞是同樣眾多的（並且經常聯係在一起），這裏麵是不是也包含著一種從自然地理的盆地式的自得到文化成就的盆地式的自信呢？比如我們讀一讀郭沫若對四川盆地的這番描寫，難道不可以隱隱體會到他對盆地的那種炫耀的心態麼？
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們的背後漸漸低遠下去，漸漸淺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縣治，便全部消滅在天空裏去了。由此以後的兩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圍四際遠望，無論在哪一方麵，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兒山影！我們在這兒可以想象一下罷。請以成都為中心，以三百裏路的距離為半徑，向周圈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因為是廣闊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一號稱為“天府雄區”。
靈活善變的坦然無疑也與這種生存的自信有緊密關係。不過，其中所滲透著的移民文化心態亦值得注意。移民活動的基本原則就是靈活善變，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生存態度和處世方法，隻有這樣的移民才能適應新的環境，才能繼續在新的環境裏生存和發展。四川是一個移民活動的多發地，於是一些移民式的生存原則也逐漸成為了全社會普遍認可的東西。何況郭沫若從小還受著這樣的家庭教育：“我們那位祖先是背著兩個麻布上川的。”靈活多變既然是移民環境所致，係移民生存之所需，那麼這本身也就談不到有什麼痛苦，又有什麼值得自我懷疑的必要呢。在這方麵，我倒又想起了西漢四川作家揚雄的《反離騷》。《反離騷》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慨歎屈原不夠通脫，提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在《反離騷》的開篇，揚雄仿屈原追溯“家譜”的形式，交代了自己的先祖從“汾隅”（山西汾水流域）輾轉遷徙入蜀的過程。我以為這段摹仿式敘述是耐人尋味的，它的意義就在於揚雄以此暗示了移民活動的基本精神——通脫，從而與屈原不無神聖意味的追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離騷》過分地追求自我高潔，這說明了屈原的迂執，而《反離騷》卻如此坦然，這又體現了揚雄作為移民後代的通脫！有意思的是，十分推崇屈原的郭沫若也像揚雄一樣對他的自沉不以為然，郭沫若說過：“像屈子的自殺，我實在不能讚成”，又說這樣的自殺“鄰於自暴自棄”，一句話，就還是不夠通脫，不能超越痛苦！
2.沙汀
與郭沫若不同，沙汀很少對故鄉發表讚賞之辭，巴蜀盆地，也並沒有給他多少的自得和自足，倒總是大片大片的黑暗和沉悶。郭沫若襲取了巴蜀的生存品格，沙汀卻批判了巴蜀的生存方式。
一般說來，批判是主體對客體的俯視，是作家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掙脫和背離，它有可能把我們的思想和情感拉向這一地域以外，從而減弱了文學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我們在安徽作家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中就讀不出更多的安徽文化印跡，因為，小說以拜倫式的反抗激情把他的故鄉遠遠地拋在了遠方。四川作家華漢（陽翰笙）的《暗夜》寫農民暴動，但絕無四川農村的特色，因為華漢急於通過暴動讓農民走向自由解放，故鄉農村黑暗而真實的景象似乎難以進入這一片理想的藝術世界。
但是，沙汀的鄉土批判小說卻照樣能被人們視作了地域文學的代表，人們從中讀出了巴蜀社會的骨肉和靈魂。這是為什麼呢？
所謂借著批判性的俯視而脫離自身的生存環境，那一定是充分釋放創作主體思想意識的結果，在這種塗抹“故土記憶”的過程中，得到強化的是作為知識分子角色的情感和認識、所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那些地域色彩最少的作品，同時必定就是充分“知識分子化”的作品。蔣光慈《少年漂泊者》所要頌揚的是拜倫式的英雄，華漢是用革命的知識者的主觀理想來為農民指明翻身求解放的道路。知識分子作為地域文化最難消化的角色在這裏顯示了自己的存在。
而沙汀卻恰恰將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降低到了一個適當的高度。
考察沙汀降低“高度”的過程，我們應當特別留意他的早期創作及魯迅對他創作的批評意見。在《俄國煤油》裏，沙汀的知識分子情感是十分濃厚的，那位乘輪船離開故鄉來到上海謀生的青年，他所有的一切煩惱、困窘分明就是沙汀困居上海的真實感受，難怪魯迅批評它是“顧影自憐，有廢名氣。”結合魯迅自介的文學主張和文學實踐，我們可以揣測，或許魯迅的這一批評主要是針對創作者狹窄的自我表現，針對因狹窄而造成淺淡的宣泄以致無病呻吟而發的，其用意未必就是要求作家降低知識分子的身份和掩飾個人情感。但在事實上，沙汀卻是以後一麵作了理解，並且逐漸成為自己創作的自覺追求。他說：“此後，我就很少寫知識分子”，更準確地說，他並不是不寫知識分子了，而是不再輕易把個人的主觀思想和認識滲透到對象當中去了，除了那形形色色的團總、鄉約、聯保主任、袍哥大爺，他也寫知識分子，寫鄉村小學中平庸、委瑣的與鄉鎮小市民並無二致的下層知識分子，即使像牛柞這樣帶著若幹“亮色”的小學教師，其實“在農村社會裏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