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個體的生命活動中一顯風采，成為個人進行創造的“資源”，這本身就包含著個人對某種文化傳統的創化。隻是，正如我們在前一部分裏分析過的那樣，巴蜀區域的封閉格局一經現代文明的腳步打破，就不再可能一如既往地保持文化——個人的相互協調關係了，在“曆史的轉換期”，傳統文化的固有框架已被震碎，散落下來的文化因素首先麵臨的是如何為現代人重新選擇、重新使用的問題。現代人出於新的需要，對區域文化資源的利用自然就不會是不偏不倚的，這裏既有直接的利用，也有轉折的改製，前文所闡釋的“文學追求”是以對區域資源的直接利用為主，以下我們將要討論的“文學追求”又是以對區域資源的轉折改製為主，轉折改製就是真正的來自個體的“創化”。
所要指出的一點是，曆史轉換期的文化選擇本身就是複雜的。對什麼樣的文化活動都最好不要作機械劃一的理解，我們區分了“直接利用”與“轉折改製”，這是為了突出問題的主導方麵，而絕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傳統也必定處處顯示了這樣的分裂，而由一部分作家專門從事“直接利用”，另外一部分作家專門致力於“轉折改製”。實際上，我們必須看到，直接利用和轉折改製都是現代作家出於某種特定的創作需要在特定時刻所進行的選擇，對他們來說，本來無所謂直接利用與轉折改製，重要的在於這些區域文化的資源都促成了創作上的方便，這就足夠了。我們的現代四川作家的自由而自如的，在進入創作狀態之時，他們首先是個體的人，然後才由個體的感受進入到文化的空間。這就是說，他們完全可以（而且幾乎就是理所當然的）將同時“直接利用”又同時“轉折改製”（當然具體表現的側麵有所不同）。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前提。
移民的巴蜀
四川人談巴蜀史，都要引據揚雄的《蜀王本紀》及常璩的《華陽國誌》，從而把自己的曆史追溯到了遠古的蠶叢、柏灌、魚鳧、開明諸王。《蜀王本紀》雲：“從開明以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華陽國誌》則稱：“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在考古方麵，也確有“資陽人”頭骨化石出土，證明舊石器晚期沱江流域就有了人的活動；廣漢中興場的月亮灣三星堆遺址出土了新石器晚期至夏、商、周三世的大量文物，其玉器、陶器、石器、銅器製作精美，比之中原地區同一時代的同類器物也毫不遜色；在巴蜀青銅文物上甚至還發現了一種表意的文字符號，學者或稱之為“巴蜀圖語”，至今尚未被破解。顧頡剛等人著名的“巴蜀文化獨立發展說”就是在這些考古基礎上提出來的。
不過，從“秦滅巴蜀”、華夏一家以後的更為可靠的曆史進程來看，對巴蜀人生存狀態及文化活動造成更大影響的顯然既不是“資陽人”的原始記憶，也不是“開國何茫然”的蠶叢、開明諸代，“巴蜀圖語”並不曾為後人所承襲、作為文化載體進入社會，巴蜀文化也許有過“獨立發展”的時代，但在整體上卻不得不納入到中華大一統的社會格局與曆史進程當中。巴蜀古代社會與巴蜀人生存狀態的區域特色是在“大一統”格局中“再構”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更重視巴蜀地區與其他區域進行區域交流時的特殊姿態，並把它作為影響巴蜀生存狀態與文化活動的更重要的因素，進而認為，實際影響四川現代社會與現代作家的不是渺茫的先秦時代，而是“秦滅巴蜀”以後“再構”的四川區域特色。
恰恰是從“秦滅巴蜀”開始，巴蜀社會的“獨立發展”情形不複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難以拒絕的地區性交往與滲透。有意思的是，在以後的漫長的曆史發展中，正是外來的移民不斷地開發了這塊土地，創造了這塊土地上的文化，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在巴山蜀水間生息繁衍著，蠶叢、開明的土著後代越來越不知去向了。
據可靠的曆史記載，巴蜀曆史上的大大小小移民活動發生過許多次。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後，舉秦民萬家入川，開墾荒地，興修都江堰。
東漢末年，群雄爭霸，南陽、三輔居民數萬家入川避亂。
西晉時，雍、秦大旱，兩州流民數萬逃荒至川。
西晉滅亡後，當時在蜀的成漢李氏政權鑒於巴蜀因戰爭而人口減少，都邑空虛，以牂柯引僚人10餘萬家入川。
南宋初年，金滅北宋，北方居民南遷，大批陝甘居民人川，導致四川人口增長，1223年總人口首次超過600萬。
蒙古自蜀攻宋、使得這一區域的人口大大下降，直至元亡也未恢複，於是明初召湖廣等地居民入川“插占”，這是“湖廣填四川”的開始。
明末清初的四川再遭戰亂浩劫，從清順治末年開始，一場更大規模的“招民插占”活動展開了，到嘉慶中期，川省人口的移民與移民後裔至少占85%。
盡管對於外省人口的這種吸納絕非巴蜀社會的自主選擇，我們也並不能由此而否定了巴蜀區域在社會功能上的封閉性，但是，移民對於巴蜀在人口結構、社會習俗、文化心理等方麵都造成了不可忽略的影響，這也是必須正視的事實。連續不斷的外省移民的湧入，客觀上刷新著原有的“土著”社會，為一個陳舊的地區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到近代，不僅蠶叢、開明時代的“蜀人”杳無蹤跡，“但凡從東晉明初一般比較久遠的客籍而變為土著的，早已所餘無幾，而且大都散在邊疆地方。”移民在特殊環境中所磨練出來的吃苦耐勞的品格、拓荒創業的勇氣以及對新環境的較強的適應能力等等，已逐漸成為古代四川人自身性格、追求及基本心理素質的一部分。
移民的巴蜀，是我們探討四川現代作家與四川現代文學的又一重要的區域條件和文化根基。
移民的現代四川作家
從古至今的巴蜀史表明，愈是到了近代，四川所接受的外來移民的規模也愈大，在今天，人們想要尋找一個真正的明代以前的“蜀人”已經是相當的困難了。所以有人說：“何故全四川見不到一個‘蜀人’？這一疑問，可能是四川的人共有的。”現代四川作家就生長在這樣一個很難找到“蜀人”的時代，他們都是移民的後裔，其中，又以清代以來的移民後裔為主。
郭沫若祖籍是福建汀洲府寧化縣，據說他的祖先當年是背著兩個麻布上川的。
巴金祖籍是浙江嘉興，他的高祖父李介庵經山西馬氏保薦，捐官入川，至巴金已是第五代移民。
李劼人祖籍湖北黃陂縣，明末清初的戰亂後，其先祖逃荒至川。
沙汀祖籍湖北黃岡縣，也是在明末清初的戰亂後，其太祖楊啟梁攜家遷入四川。
羅淑原籍天津，清末時其父羅樹屏隨人宦遊入川。
艾蕪與何其芳的祖籍均為湖北麻城孝感鄉。
陽翰笙祖籍湖南安仁縣。
……
重要的還在於，這些移民的後裔大都保持著“移民眼光”，他們從小便接受了家族“移民史”的教育，在移民社會的浸泡中長大，從而自覺認同於“移民”角色，以“移民眼光”來觀察一切。
康白情說：“我的祖輩就是在清初被強製移民，曰‘湖廣填四川’的，據我童年時在縣城高小的調查，全縣縱橫各鄉200裏的幅員內，約共30多萬人口中，隻有一支姓李的大地主是明朝留下來的土著遺民呢！”小小年紀就有興趣作這樣的“人口普查”，足以見出他對家族遺民身份的重視。郭沫若講述過他的家族史，講述過他那位“背著兩個麻布上川”的祖先，講述過他由赤貧漸漸發跡的事跡，當然，對於移民和當地殘存土著的鬥爭，他也印象深刻。李劼人念念不忘“自我八世祖入川定居以來，從未有過自己的房子”（所以他那人間簡陋的“菱窠”在家族史上可真是破天荒的了！）。艾蕪《我的幼年時代》一開篇就詳細地描寫了他們如何祭祀“上川來的那些祖先”，還有，他們的祖先是如何“懷抱著雄圖，帶著妻子兒女，遠離了自己家鄉和族人，來到戰亂之後人煙絕跡的四川西部。”如何“就這樣一塊鹽蛋在路上吃了一個多月”，因為，這些關於祖先人川的傳說，一直流行在家族之中，“為上墳的子孫常常講起”。陽翰笙深知祖先移民的艱辛和屈辱，“相傳這些移民的祖先都不願來四川，千裏迢迢，是清政府用繩子捆來的。證據之一就是，凡移民，手腕上都還有繩子捆的印痕。”
這些“移民作家”運用他們的“移民眼光”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移民生活圈，發現了許多為移民社會所有的人生景象。郭沫若僅僅從他的沙灣鎮就知道：“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構成自己的集團、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過了300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陽翰笙所在的高縣羅場亦如此：“我們場上的居民是從幾個省來的，來了就建廟，從廣東來的，建南華宮；從湖南、湖北來的，建禹王宮；從福建來的，建天後宮；四川土著居民修川主廟，供二郎神。各個廟的煙火都很盛。”李劼人“三部曲”中的主角赫達三、葛寰中、黃瀾生等人都是外來的“移民”，李劼人小說還多次寫到，成都獨立後，軍政府內部發生的一場激烈的籍貫權力之爭。《做人難》、《續做人難》中的那個善於鑽營的內熱翁正是恰到好處地利用了自己的原籍與現籍兩重身份，自由出入各類籍貫的社交圈。而艾蕪《石青嫂子》和陳翔鶴《一個紳士的長成》則寫到了抗戰時期人川的新移民：石青嫂子從沿海遷到四川，開荒種植，拉扯著五個兒女；“外彙老”鍾會計任職四川某縣政府，他因善於同本地人打通關係，而左右逢源，如魚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