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能源、安全等領域都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獲得政治支持的重要夥伴、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協作者、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石油供應來源地以及實施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舞台。發展與阿拉伯國家的傳統友好關係符合中阿雙方的共同利益，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因此已成為中國大周邊外交的重要內容和努力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阿關係總體發展順利，但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以及中東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新時期的中阿關係也麵臨著新的挑戰。例如，在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空前提升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回應阿拉伯國家日益明顯的“向東看”戰略，同時使阿拉伯國家對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有一個客觀的期待？在美歐主導中東事務，而中國又必須在“堅持韜光養晦”和“積極有所作為”之間尋找戰略平衡的情況下，中國如何獲得阿拉伯國家對中國中東政策的理解？在“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於阿拉伯世界尚有生存空間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打消阿拉伯國家對中阿關係未來發展的疑慮？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在雙方之間尋求深層次的價值認同？
要解決上述問題，中國理性而可行的選擇無疑是加強自身的軟實力：通過有效的文化交流和國際傳播增進雙方在各層次的相互了解；通過互利互惠的經貿交流加強雙方的相互依賴；通過製定富有親和力和道義性的外交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來構建負責任大國形象。近年來，中國高度重視軟實力建設，特別是“中阿合作論壇”的創立以及“中阿戰略合作關係”的確立，為中國加強雙方集體對話與協作開辟了廣闊前景，也為中國發揮軟實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然而，由於新中國成立後長期被西方國家封鎖，改革開放後又麵對發展經濟的迫切壓力，中國對在全球化、信息化環境下培育和運用軟實力的途徑、方法還不是十分熟悉，因而在一些方麵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局限與不足。
第一節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文化影響力有待提高
盡管國內外學界對“軟實力”的內涵與外延有著不盡相同的界定，但“文化”始終被認為是“軟實力”的核心部分。正如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張國祚所指出的：“文化是貫穿軟實力的經緯，維係軟實力的靈魂。缺少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缺少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缺少文化包容的軟實力是狹隘的，缺少文化創新的軟實力則必然會逐漸僵化和萎縮。軟實力之所以關乎民族興衰、國家強弱、人民貧富，主要是由其中的文化軟實力因素決定的。”“注釋◆◆◆1”基於文化的重要作用，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上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5000年連綿不斷的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軟實力取之不盡的寶藏，同時中國近代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建國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文化，也都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寶貴財富。然而，文化資源大國並不等於文化軟實力強國，還有若幹因素製約著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如果以阿拉伯國家為落腳點，則更為明顯。
一、在阿拉伯國家傳播中國文化的有效平台較少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曆史文化資源浩如煙海，但當前中國還沒有將豐富的文化資源轉化為切實可用的軟實力，中國對阿拉伯國家傳播文化的平台和渠道還很匱乏，真正展現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核心文化產品數量還很有限。
第一，孔子學院。孔子學院是中國推廣漢語和傳播文化的重要平台，國內外機構合作是其主要運作方式。由於外方學習漢語和對中國文化的需求是開辦孔子學院的前提，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孔子學院的數量和運行質量可被視為衡量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指標之一。目前，中國已與近100個國家合作建立了700多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但相比其他地區，中國在阿拉伯國家建立的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還非常少，22個阿拉伯國家中隻在7個國家建立了7所孔子學院、1個孔子課堂和1個孔子廣播課堂，占現有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總數的1%強。“注釋◆◆◆2”
如果說孔子學院是基於外方需求的合作辦學，那麼阿拉伯國家孔子學院數量較少的現實，首先說明阿拉伯國家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的需求還較低，中國文化對阿拉伯人的吸引力還相對有限；其次，即便是開設了孔子學院的國家，也不能高估文化的作用，因為中阿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往往是這些國家出現漢語熱的主要動因。筆者通過對埃及、約旦、蘇丹、阿聯酋等國學生的調查發現，大多數阿拉伯人學習漢語的初衷是良好的工作機會，而非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最後，文化上的戒備心理，也是部分阿拉伯國家對開辦孔院熱情不高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國家，儒學思想已流傳幾百年，孔子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性符號，在歐洲思想家眼中，孔子可以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並列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三大先驅之一，美國人甚至尊孔子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因此“孔子”本身就是一個品牌。但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國家，則很大程度上將孔子視為偶像崇拜，擔心儒學中包含的宗教色彩以及孔子學院的政府背景會帶來文化滲透，從而威脅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主導地位。
第二，圖書。近年來，相關部門出台一係列扶持政策，通過設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等項目資助“有影響、國外讀者關注度高、質量好、更多承載中國文化的圖書走向世界”。同時，國際合作項目也開始起步，例如，2009年12月，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與阿拉伯思想基金會簽署了“‘同一文明’中阿翻譯出版合作項目協議”；2010年5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簽署了“中阿典籍互譯出版工程合作備忘錄”；2011年1月，黃河出版傳媒集團與埃及出版商協會簽署“圖書翻譯出版及文化項目合作協議”等。這些工作無疑將在未來有力地推動中阿雙方在圖書方麵的交流，加強雙方的相互了解。
但從現有情況看，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圖書版權輸出和實物出口數量都極少，即便是外宣圖書，阿語版少得可憐。以隸屬於國務院新聞辦、以製作外宣品為主要職能的五洲傳播出版社為例，近年來，該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的外宣圖書，其中包括基本國情、中國文化、中外關係、中外文化交流、經濟中國、外國人看中國等多個係列，總數達到300餘種，但其中擁有阿語版的不足10%。“注釋◆◆◆3”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從阿拉伯民眾對新疆“七·五”事件的反應看，大部分阿拉伯人對中國國情和民族宗教政策缺乏基本了解，對不少重要問題持有偏見和誤解，然而除《新疆的招商引資政策》外，關於新疆民族、宗教、曆史、文化的外宣圖書均沒有阿語版。由此可見，由於數量少，加之缺少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品，圖書在增進阿拉伯國家對中國了解、傳播中國文化方麵的作用還沒有發揮出來。
第三，影視作品。影視作品不是一般的文化消費品，它可以潛移默化地傳播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因此被視為重要的軟實力手段。在阿拉伯國家，美國影視作品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盡管阿拉伯人有較強的反美情緒，但他們同時也癡迷於美國影視作品所反映的西方生活方式和自由主義精神。近年來，“韓流”開始風靡中東，韓國向阿拉伯國家出口了《冬日戀歌》、《大長今》等一大批電視劇版權，韓國文化通過電視劇開始被阿拉伯民眾所熟知和喜愛。
與此相比，中國影視作品在阿拉伯國家可謂難覓其蹤。雖然成龍、李連傑主演的一些影片能夠在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影視頻道中出現，但這些影片往往由好萊塢製作和推廣，語言、情節、價值觀都是西方的，因此隻能被認為是具有中國元素的美國電影。目前，中國影視作品走進阿拉伯國家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參加開羅電影節、迪拜電影節、大馬士革電影節、摩洛哥電影節等區域性電影節的展播活動；二是在一些國家舉辦的中國文化節上進行影視作品展播；三是通過中央電視台阿拉伯語頻道播出影視作品。前兩種方式都屬於小眾方式，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第三種方式屬大眾傳播，具備較大潛力，但由於目前央視阿語頻道的認知度較低，語言製作水平有限，且片源受限，所以效果還不好。總之，在沒有大規模商業運作的情況下，中國影視作品在阿拉伯國家無法形成係統影響力。
第四，文藝演出。中國的文藝團體目前主要在政府文化交流的層麵上走進阿拉伯國家，東方歌舞團、新疆歌舞團等藝術團體的演出主要是配合高層領導人出訪、中阿合作論壇框架下的高層會議和文化節等，這種演出水平高、層次高，但受眾範圍小，普通民眾很難有機會接觸。近兩年來，國內的一些演出團體開始嚐試在阿拉伯國家商業演出，例如在2010年，四川德陽雜技團赴阿聯酋商演，江西雜技團參加利比亞商演，殘疾人藝術團赴阿曼、科威特商演等，這些演出在當地都獲得了好評，但由於剛剛起步，還遠沒有形成規模效應。
第五，來華留學生。一國吸引外國留學生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該國文化的吸引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同時一國的文化影響力又可以借助留學生的輻射作用得到進一步提升。目前，來華留學的阿拉伯學生主要是政府間教育協議框架下數量有限的公費留學生，自費留學生還非常少。2010年，美國馬裏蘭大學和佐格比民意調查公司聯合進行的阿拉伯民調顯示，隻有2%的受訪對象願將中國列為留學目的地，這個數據在大國中排倒數第二，隻好於俄羅斯的1%。“注釋◆◆◆4”2010年5月，中國8所著名高校參加了中東地區最大的教育展——迪拜國際教育展，與歐美大學受到熱捧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各大學的展位前門可羅雀，沒有招收到一名學生。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通過教育產業提升文化影響力的方式還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綜上，中國在阿拉伯國家傳播文化的平台和核心文化產品數量較少，成效有限。這也可以通過阿拉伯官員在“中阿文化高層圓桌會議”上的發言予以佐證，如敘利亞駐華大使穆罕默德·海依爾·瓦迪認為，“目前，在阿拉伯的書店、圖書館中，還很少能找到中國文化的書籍，而在阿拉伯國家和中國的電視台，反映阿中文化的節目也還不多。”“注釋◆◆◆5”約旦文化大臣阿迪勒·圖維斯表示，“通過電影、旅遊以及對文學、詩歌和哲學作品的翻譯，可以推動文化交流。但是，阿拉伯人民很少能在電視上看到中國影視節目，也很少看到介紹有關中國文化、文明、工業發展及中國在當代世界貿易活動中獨特地位的電視節目。”“注釋◆◆◆6”總之，文化影響力是在主客體之間的互動中產生的，如果承載文化的產品和平台數量少，那麼必然會影響主客體之間的互動，進而無法提升文化影響力。
二、文化產品的供給與需求存在差異
自中阿合作論壇成立以來，相關部門開始著力推動中阿文化交流，並較為重視建設孔子學院和翻譯《論語》、《老子》、《孟子》等古代經典。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孔子學院在阿拉伯國家的推進工作並不如預期順利，很多阿拉伯國家雖然對漢語教學有需求，但對建立孔子學院則持有謹慎和懷疑的態度，至於中國古代經典則更沒有對廣大阿拉伯民眾產生吸引力，因此也無從談及中國文化影響力的顯著提高。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在於我們沒有充分考量阿拉伯受眾的實際需求。中阿之間在曆史上一直是友好交往，沒有任何曆史恩怨，但是與阿拉伯國家用伊斯蘭教影響了中國10個民族的精神生活相比，1000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則始終局限在物質層麵和技術層麵，沒有上升到製度層麵和精神層麵，阿拉伯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是片麵的、淺層的。此外，由於宗教的作用，阿拉伯人認為伊斯蘭文化完美無缺，其它文化都無法與伊斯蘭文化相媲美，特別是非宗教文化，因此，阿拉伯人缺少吸收其他國家深層文化的內在需求。
在此背景下，如果沒有大眾文化作為鋪墊，而急於將精神層麵的文化直接傳遞給阿拉伯人，效果自然不會理想。實際上，阿拉伯人對中國有很大的興趣，特別對當代中國表示出極大的好奇。筆者自2010年10月至2012年10月作為授課教師參與了商務部組織的10期阿拉伯官員培訓工作，其間對200多名學員進行了調查，在回答“關於中國你最想了解什麼？”，選擇最多的是“改革開放經驗”、“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和“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至於“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則沒有人選擇。此外，筆者還在2011年10月在黎巴嫩聖約瑟夫大學對該校150名阿拉伯學生就同樣問題進行調查，結果與之前一致。這個調查雖不係統，但仍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阿拉伯人最關心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化，而非精神層麵的傳統文化，也說明我們的文化產品供給與阿拉伯受眾的需求存在著較大差異。
2011年2月，美國參議院公布了前外交委員會主席盧格的報告《美國的另一種損失：中國和美國——網絡時代的公共外交》，盧格認為，“中國在傳播文化時仍然以四大發明、長城和儒學為核心，這種方式過分強調傳統，忽略現狀，很難在流行文化當道的國際文化傳播競爭中形成競爭力。”“注釋◆◆◆7”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韓方明也指出，“利用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進行宣傳，是一個國家需要倚重的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但是過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隻能告訴其他國家中國在以前的曆史中曾經取得了什麼成就，卻不能讓人們知道中國的現狀是什麼，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注釋◆◆◆8”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我們應避免將國內文化建設與對外文化傳播混為一談，避免將我們自認為國際受眾應該知道的，當作國際受眾真正想了解的事物；切實以不同國家的不同需求為考量開展文化傳播工作，特別是要把現當代文化解釋清楚，隻有這樣，才能有效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
第二節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際傳播效能亟待加強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馬麗蓉教授在《西方霸權語境中的阿拉伯·伊斯蘭問題研究》中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在中阿開啟外交關係5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形象沒有更加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了？的確，在中阿關係重要性日益凸顯的今天，雖然普通阿拉伯民眾和很大一部分社會精英對中國懷有好感並充滿好奇，但實際上又對中國缺少最基本的了解，正是由於缺乏了解加之西方傳媒的輿論引導，他們對中國的價值觀念、政策取向、戰略意圖等往往充滿臆想並容易走向極端。了解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信任、支持的基礎，中阿之間特別是非政府層麵缺乏深層次相互了解的狀況不利於中阿關係長遠發展，並實際上已經對中阿關係產生了負麵影響。對此，中國必須進一步加強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際傳播，即有效地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行跨越國家邊界、跨越國家傳播體製的信息交流與傳遞。但從目前情況下，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際傳播在渠道和內容方麵都還有待加強。
一、傳播渠道的影響力較低
在傳播技術發生革命性變化的今天，受眾因擁有太多的自主選擇權反而常常對獲取信息的最佳途徑感到茫然，媒體也難以通過單一的傳播平台和傳播方式吸引受眾的注意力並滿足其信息需求。在此背景下，“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大量傳統媒體和實力較弱的媒體盡管存在於激烈的國際傳播競爭之中，卻麵臨“不可知”的遭遇，它們發出的聲音往往被淹沒在信息過剩的國際傳播環境中，無法被目標群體所接收。就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際傳播而言，雖然傳播渠道較完整，但由於認知度較低，沒有能夠有效地吸引阿拉伯受眾的“注意力”，從而成為發揮國際傳播“增信釋疑”作用的主要挑戰。
在平麵媒體方麵，中國隻有《今日中國》一份阿語雜誌在埃及出版發行，該雜誌曆史悠久，側重報道中國學術界、民間對阿拉伯世界有關問題的觀點，介紹中阿友好交往情況以及有關中國的各方麵信息，在埃及上層人士、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中間有著較好的認可度。然而相對於22個阿拉伯國家的近4億人口而言，《今日中國》每期1.3萬份的發行規模大大降低了其作為大眾傳媒的效能，且由於在埃及外的其他阿拉伯國家沒有商業銷售渠道，雜誌所涵蓋的信息和觀點很難形成廣泛的影響力。
在廣播媒體方麵，國際廣播電台阿語廣播是中國曆史最悠久的對阿大眾傳播渠道，由於製作和接收成本低、覆蓋範圍廣，阿語廣播在曆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但自上世紀90年代起，由於衛星電視的普及，廣播由優勢媒體轉變為弱勢媒體已成為國際傳播領域的共識。而且在調頻廣播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我國的阿語廣播仍為短波發送，接收的便利性大大降低，信號效果也較差，從而使廣播的受眾範圍進一步縮小。
在衛星電視媒體方麵，衛星電視是在阿拉伯國家影響最大、競爭最激烈的傳播渠道。由於采取“天空開放”政策，阿拉伯民眾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國的600多個頻道，僅阿語頻道，不僅包括半島電視台、阿拉比亞電視台、MBC電視台等享有極高認知度的本土電視台，還包括美國自由電視台阿語頻道、英國BBC阿語頻道、法國24小時阿語頻道、德國之聲電視台阿語頻道、今日俄羅斯阿語頻道、韓國KoreaTV阿語頻道等外國電視頻道。各類電視頻道在阿拉伯國家已近飽和，競爭之激烈遠甚於其他地區。與其它外國阿語頻道相比，我國的阿語頻道建立較晚，經過幾年的發展，阿語頻道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正如黎巴嫩著名學者、黎中友好聯合會主席馬斯歐德·達赫爾所言，“央視阿語頻道的製作水平與開播時相比有了明顯的提高，已成為阿拉伯知識分子研究中國的重要途徑。”但他同時也認為，“阿語頻道尚未在民眾中形成廣泛影響力，還沒有成為阿拉伯人普遍關注的媒體。”目前尚無專業機構對其收視率進行統計，但筆者做的調查印證了達赫爾的觀點：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筆者先後對來華參加培訓的阿拉伯官員共285人進行了調查，其中聽說過央視阿語頻道的占40.5%，收看過該頻道占31.6%，但每周3次以上收看的隻占5.2%；2012年10月，筆者對埃及蘇伊士運河大學150名阿拉伯學生做了同樣的調查，結果顯示收看過該頻道的占28.3%，但每周3次以上收看的隻有4.3%。這兩組數據雖然並不係統，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央視阿語頻道的認知度還不高。
在網絡等新媒體方麵，雖然各家媒體都提出了大力發展網絡平台的戰略，但現有的規模和信息量還較小，且國外鏡像站點的建設也相對滯後，在阿拉伯國家瀏覽這些網絡媒體的內容，特別是音頻、視頻內容受網速的影響較大。此外，對於在阿拉伯國家興起的手機媒體，我國相關機構還未給予充分重視。
總之，中國雖然建立起涵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對阿國際傳播渠道，但各種渠道在阿拉伯民眾中的認知度都還不高，受眾規模比較小，因此還很難把我們的聲音、觀點迅速傳遞給阿拉伯民眾，並形成廣泛影響力。
二、傳播內容較為單一
為進一步改善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際傳播，中國需要加大投入，如擴大平麵媒體的發行量，建立廣泛的商業銷售渠道，加快推進國際廣播落地進程，實施衛星電視品牌發展戰略和國際合作戰略，培育新的媒體形式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國際傳播歸根結底是傳播者使用媒介向受眾傳遞信息並影響受眾的過程，無論傳播形式如何變化，傳播內容始終是影響傳播效果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國應充分利用現有傳播渠道，以內容建設為突破口和努力方向來提升國際傳播效能。
當前，中國對阿拉伯國家國際傳播的內容仍主要局限於正麵宣傳改革開放成就和介紹中國旅遊、文藝、語言等實用文化或民俗文化，這些內容雖可以形成日常層次的交流，並幫助阿拉伯民眾從某些方麵了解中國，但對於中阿關係正麵臨的問題卻針對性較低，中國對阿國際傳播應更重視對現實問題進行“增信釋疑”。例如，針對阿拉伯民眾對中國國家定位存在偏差這一問題，傳播內容應超越既突出經濟發展成就又強調人均數量低的簡單範式，而應以更加生動和符合阿拉伯受眾接受習慣的形式推出一整套解釋中國現狀的發展指數；針對阿拉伯民眾誤讀中國內外政策的問題，媒體應就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等阿拉伯民眾急於獲取的信息，第一時間發出聲音並作出全麵解讀，主動引導輿論走向，避免在西方主導的輿論環境中處於被動地位；針對“中國威脅論”的傳播，我們必須認識到，一方麵它是西方遏製中國的手段，另一方麵在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交往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的確存在著諸如中國製造衝擊當地產業、中國企業不遵守當地法律習俗等現象。中國對阿國際傳播必須對此高度重視，未雨綢繆，既不回避問題，又要主動地把中阿友好合作的曆史、現狀以及中國積極履行大國責任的情況傳遞給阿拉伯民眾。
最後要強調的是，同樣的傳播內容由不同的話語人講述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從受眾的角度出發，信息源的公信力、可信度有一個遞減規律：首推專家學者，其次是媒體，最後是政府。專家學者不僅在受眾心中有較高的公信力，而且能夠影響多數人的看法，因此被認為是社會的“輿論領袖”。以近期的敘利亞問題為例，中、阿雙方專家學者的“輿論領袖”作用都非常明顯：從阿方看，主流媒體中出現了大量專家學者批評中國中東政策的發言、文章，在阿拉伯民眾中產生較大的流轉效應，甚至在部分海灣國家成為主流；從中方看，為回應部分阿拉伯國家的質疑，2012年11月，中阿合作論壇研究中心派出4名專家學者訪問阿拉伯國家，從學者的角度向阿拉伯媒體、智庫和民眾全麵闡釋中國中東政策，雖然一次訪問很難完全扭轉輿論，但從阿拉伯媒體的後續報道看，中國專家學者的解釋工作的確起到了“增信釋疑”的作用，很多阿拉伯學者撰文表示理解、支持中國的中東政策。由此可見，中國應更加重視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既要發掘知華、親華的阿拉伯學者，又要努力培養一支通曉對象國語言、熟悉中阿關係和國際事務的中國“輿論領袖”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