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錯，是每個作家所不能免的。
一般作家出，自是不在話下，大作家出錯的可能性要少些，但不等於絕對不會出。於是，被人挑錯，也是許多作家總會碰上的事情。
挑錯，是件好事，清·俞樾《春在堂隨筆》裏，有一句，說的是真話：“著書之家，千慮一失，拄往有之。”何況，能做到下筆千慮者，又有幾許，說不定連百慮還不足呢！於是，疏漏錯訛，硬傷謬誤，文法不通，一知半解，就成為小報上的嘲笑話題。有一句民間諺語，“常在河邊站，哪能不濕鞋”，天天弄刀弄槍的武士，難保不失手。因此，有比自己更明白的人，給指點出來，便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了。
當然，每到此時，就會產生出好像在公共汽車上，被當場逮住的小偷的那一種尷尬，我就有過這樣的體驗，因為很慚愧，寫了一輩子，屬於經常出錯之人，也斷不了被明公指摘。
羞恥之心，人皆有之，這是肯定的，但無心的過錯，和一定要把手伸到別人口袋裏竊取財物者，究竟不同。我以為，挑錯者也好，旁觀者也好，似乎用不著悻悻然，用不著幸災樂禍，更用不著大張撻伐。一個寫了一百萬字，或數百萬字的作家，要比寫了十萬字，或數十萬字的作家，出錯的概率要大十倍，在邏輯上是可以這樣推斷的。倘若是一個根本不寫什麼作品，或壓根兒就寫不出什麼作品的作家，他出錯的概率等於零，從理論上講，也是應該如此的。如果因為寫得少而錯少，就一定比寫得多而錯多，要高明，那就有欠公平。
我就有幸領教過，那些自以為東方不敗，擁有永遠的說嘴權利，而哇啦哇啦口吐白沫的先生們，那一副得意揚揚，不可一世，神氣活現，六國販駱駝，簡直普天之下，裝不下他的德行。
善意的挑錯，自是應該虛心接受。宋魏慶之在《詩人玉屑》裏舉過一則例子：“鄭穀在衷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雲：‘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穀日：‘數枝，未早也。不若一技。’齊己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穀為‘一字師’。”但也有如魯迅先生在《從“別字”說開去》的文章中指出的那種並不十分善意的挑錯者。他說：“在考卷裏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
當然，對被挑錯的人而言，善意也罷，非善意也罷，知錯改錯，然後再不犯同類錯誤是第一位的。不過，像晉末那位野心家桓玄，著意追求“飄飄然”的“優越之感”，就令人不敢恭維了。史書稱他：“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大概這類挑別人小毛病而自炫，還要大做文章的人，我想是不會絕種的。
後來，人們漸漸地變得圓通起來，作家也不例外，碰上這類事情，除少數按捺不住，急赤白臉地跳起來，氣急敗壞地要討個說法，或形之於文，或訴之於法，必定要較量出個長長短短者，或從商業角度出發，為了幾文版稅，高企印數，故意伸出腦袋，做小醜狀，招罵討罵，罵得越多，書賣得越好，荷包也跟著越鼓者外。我發現，如今的大多數作家，通常持低調的態度：挑對了的，臉紅一下，尷尬一陣，以後盡心就是；挑得不對的，眉頭一皺，腦袋一晃，基本不作回應。
挑得還有可商榷之處的，撇嘴一笑，付之一嗤，也就不當一回事地拉倒作罷。挑錯者碰上這類作家，無論是存心出其洋相者，還是好心幫助其改正錯誤者，都會落一個乘興而來，掃興而去的結果。
這樣倒也清淨，省得小報記者忙得腳打後腦勺兒。
其實，作家的出錯，也不能一概而論。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載：“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幹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日殺之三，堯日宥之三’事，不見所椐，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所藩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收問之，子瞻徐日：‘想當然耳，何必要有出赴？’聖俞大駐。然人已無不服其雄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