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同誌來看望，還帶來一盆蝴蝶蘭。
送花，是時尚，近年才流行起來的，而一盆價格不菲的蝴蝶蘭，這人情就顯得更為盛鶯。
頓時，蓬蓽生輝。
由此想起早年間西德作家伯爾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可惜忘記題名了，但留下的印象，仍很深刻。故事的主人公，大概是一個女孩子，她叔叔從戰場上回來了，為了謀生，堅持在這個被盟軍炸成廢墟的城市裏，要開設一家出售鮮花的門市部。當時，大家連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尚不具備，覺得他的想法，實在有點兒荒唐。但是，他頗周執，因陋就簡還是開張起來。想不到的是，鮮花帶給人們的慰藉，所寄托著的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這個飽受戰爭創傷的城市裏，所起到的滋潤心靈的作用，正是大家所需要的。結果，這家小花店的生意，卻是出乎意料的好。
生活也許就是這樣，一個人，稍微有點閑情逸致，能“今日得寬餘”地小憩一刻，就會產生對於美的欲求。美麗的花，給人們帶來觀感上的愉悅，和文學作品給人們帶來心靈上的審美享受，是同樣的。當然，無論是欣賞鮮花，還是閱讀文學作品，正如伯爾的小說所提示的，前提必須要有適宜的時間和空問。假如那位堅持開花店的老板，頭頂上盟軍的飛機扔炸彈，眼前是黨衛軍那黑洞洞的槍口，我估計他就會取消這種念頭了。審美，是一個人的情趣所致，一朵小花，可能給這一個人帶來希望，而一座錦團花簇的花園，沒準倒是那一個人的心獄。
這盆蝴蝶蘭，給我許多感觸，我到中國作協工作，也有年頭了，這還是第一次有第一把手光臨寒舍，這是以前所沒有的事，頗感意外，因此而口拙，對著如此漂亮的禮物，一時竟想不起來讚美鮮花的語言。
整個正月裏，屋子裏總有令眼睛一亮的色彩，尤其，陽光投射進來，姹紫嫣紅，絢爛奪目，嬌美豔麗，欣欣向榮，給陋室增添了不少節日氣氛。花分三本，色彩不一，每本枝頭，花有數朵，正是盛開時刻，悉皆亭亭玉立，朵朵綽約不幾。像小姑娘在照相機前那樣，擺出各種不同的上鏡姿態，努力表現出自己的豐彩。我馬上聯想起電影插曲中的一句歌詞，“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想到這個“紅”，並不是指顏色的“紅”，而是指花期中間最輝煌、最出彩、最“紅火”的那個“紅”。草木在它生命周期中，花期，是最能展現自身魅力的階段。而花期中，開得格外燦爛的幾天，又是其最具爆發力的時節。
有的花，花期長些，如牡丹；有的花，花期短些，如櫻花；有的花，隻一現，如曇花。無論長短，都有它“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最佳階段，賞花，就應該挑選這一刻。春節過後，那嬌嫩欲滴的鵝黃色一本，先萎謝了；然後，那原本就弱不禁風的淺白色的一本，也蔫落了，最後，頗為富貴大氣的紫色一本，倒堅持著熬出正月，但沒想到，一次偶然的花盆移動，花瓣也就輕輕地飄落下來。
想想，這也正常。花有開的日子，也就有謝的日子。沒有永遠隻開小謝的花，即使在開花的日子裏，也不會永遠處於全盛的“爆發”狀態，於是，這盆蝴蝶蘭就從視線中消失了。
“最是無情花落去”，果然。
其實，作家的創作生命也是這樣，也是有花開花謝的這樣一個過程，對任何作家來講，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沒有永遠的花期。作者生命還會延續下去，但靈感會凝滯，想像會枯澀，智慧會逐步衰竭，對於生活的敏感度會一天天地淡漠下去直到喪失，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生理，心理衰老的過程。我在作協工作，有機會見識很多前輩作家，當那些老同誌眼光中的神采，日益暗淡，風燭殘年的感覺，日益明顯，不用隔很久，一紙訃告便出現在案頭。
其實，這些從延安來的，從東北文抗來的老同誌，甚至在未老之前，就退出了文壇的競技場。我請教過一位三十年代出足風頭，魯迅死時抬過棺材的老人家，何以後來便一蹶不振？他說，而且很正經地說，連對漂亮女人都不感興趣的人，還能有小說嗎？性情性情，有性才有情，沒有了性，還會有情嗎？沒有了情，還會有文嗎？這是他的話，我覺得很真理。
有心理的老，有生理的老，不管如何的老，老，是一種必然，失去創作力，也是一種必然。所以，從古至今，從中到外，沒有一個作家，像一朵盛開而不敗的花，永遠處於出佳作、出力作的巔峰狀態之中。
問題在於有些還談不上老的，時下也就四五十歲的作家們，寫了一兩部像點樣子的大作以後，一下子就老得不行了，使出吃奶的勁，也再寫不出讓人眼睛一亮的東西，拉著大師架子，在寫小師作品，包裝得金玉其外，剝開來敗絮其中。
我想，或許是老天的調侃了，安排的花期太過短促，來得匆匆，去得匆匆，屬於文學史上的過眼煙雲了。
活到老，寫到老，是有的，就看你怎麼寫和寫什麼了，口放一屁，不香不臭，不也照樣騙得幾文稿費嗎？但活到老，寫到老，寫出來都是頂尖之作者，還是不大多見的。法國的巴爾紮克，是少數幾位一直寫到死的作家。他1799年出生，1829年三十歲時，寫出他《人間喜劇》的第一部《舒昂黨人》，以及隨後的《婚姻生理學》。接下來，便不停筆地寫下去：
1831年三十二歲《驢皮記》，
1832年三十三歲《夏倍上校》，
1833年三十四歲《歐也妮·葛朗台》，
1834年三十五歲《高老頭》，
1836年三十七歲《幽蘭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