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
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毛澤東有詩雲，“莫笑昆明池水淺”，那裏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紮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
嗚呼，一代學人，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汙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隻欠一無，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成認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沒頂自沉，用這種辦法結束自己生命者，多為女性，多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國維也好，稍後一點的老舍也好，作為軟弱的知識分子，在壓力下，在羞辱下，在無路可走、無以為生的絕境之中，這是最無奈，也是最無能的選擇了。
自王國維之後，自老舍之後，迄今為止，還不曾發生過別的什麼作家詩人，什麼教授學者，想法淹死自己的類似事情，這，當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趕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麼想不開。知識分子天性的軟弱，也許沒法改變，但拿定主意不死，卻是可以咬咬牙堅持住的。這一點，相當重要。
每次逛頤和園，走到排雲殿的西邊，石舫的東麵，就會遺憾王國維之缺乏這點認識。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發生過“初辱”、領教過“初辱”、忍受過“初辱”，那麼，這個“再辱”，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呢？“辱”過和沒“辱”過，有質的不同，“辱”過一次和“辱”過多次，則是量的不同。無論什麼“世變”，無論怎樣“再辱”，完全沒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為從曆史的、傳統的、薪火相傳的文化角度來衡量，這樣一位精通中學，深諳西學，擅長甲骨文，兼及詩詞美學方麵的高深造詣，為中國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貢獻的王國維，並非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之流。他跳進昆明湖，這撲通一聲，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學富五車的時代，也就宣告結束。從此，有學問的文人，鳳毛麟角，而“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認為，王國維選擇這一天自殺，是受屈原的影響。
他之訂於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這位學人的謙遜，他太崇拜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詩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陰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與王國維的方法相同，也是撲通一聲，跳進汩羅江，結束自己生命。
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試圖解釋這位古代詩人之死：“屈子自讚日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嚐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幹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誌。”看起來，屈原“不能易其誌”的“誌”，與王國維“義無再辱”的“辱”，是使他們兩位走向絕路的原因。
其實，有什麼想不開，過不去，解脫不了的心結呢？
不就是將他從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閭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嗎？不就是將他流放漢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擊嗎？
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內政外交的大事，手閑得發癢嗎？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裏感到空空蕩蕩的嗎？唉，這就是詩人的弱點了，像一個玻璃杯，裝著他極其充滯，極其豐足，也極其來得快的感情，可是，沸點極低而易激動，韌性極低而易沮喪；耐力極低而易泄氣，稍一不慎，就會爆裂破碎。
近人有一幅《屈子行吟圖》，我覺得那位畫家，根本沒領會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描寫：“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則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隻畫前一句，昂首迎風，神色傲倔，衣衫飛揚，落拓不羈。未畫後兩句，其實詩人極其失落，極其鬱悶，一個想不開的要自殺的人，是瀟灑不起來，飄逸不起來的。
此時此刻的詩人，披頭散發，衣冠不整，在湖邊江畔，在水鄉澤國，無所傍依，到處流浪。一位漁夫將他認了出來。
“啊呀，您不是三閭大夫嗎？怎麼狼狽成這個樣子？”
“我被流放了！”
流放二字，對後來的中國文人而言，簡直就是家常便飯，小菜一碟。可能戰國時期的楚國，初次這樣收拾文人，讓屈原趕上了，他有點受不了。
漁夫當然要問：“這是為什麼呢？先生！”
屈原說他被流的原因：“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漁夫勸說他：“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噬其醨，何故懷瑾握琦，而自誇見放焉？”
據科學家研究，自殺的人是存在著某種厭世基因的，受刺激，很窩火，想不開，很別扭，那基因就趨使著必走這條絕路不可。屈原的性格本來就偏執，認死理，於是與這位好心的漁夫辯白。“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夫的意思，你為什麼就不能換一種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個楚懷王，那個頃襄王，已經把你拋棄了，幹嗎還要自作多情，魂牽夢紫呢？同樣的道理，王國維這樣的有學問的文人，難道想不到這種最起碼的常識？那個已經跑到天津租界裏當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幾，值得你去效那份無濟於事，屁也不頂的忠貞嗎？
屈原投江以後的一百多年，漢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埋頭為這位自沉汩羅的詩人寫傳時，膺服他的誌，“其誌潔，故而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但並不讚成他的這種自己設計的結局。
他之所以要這樣高度評價屈原，這裏麵有太史公自慚形穢的內心隱痛，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瑣。然而，對於屈原這樣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沒有必要死，難道除死之外就再無生路了嗎？他雖然未置一詞，但通過漁夫的嘴，說明他不會讚同這種樣子的斷然措置。因為，他本人曾經像屈原一樣，忠忱愛國過，憂患元元過，赤心耿耿過，讜言錚錚過，不但沒得到好的結果，更沒得到好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