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示
本文是一篇知識性兼探討性的文章，其內容有：
1.書畫封聖的概況；
2.王羲之、顧愷之生卒年的概述；
3.王羲之之“意”、顧愷之之“神”的新命題在書畫史上的地位；
4.二人與時不入的個性；
5.二人之相異。
聖者，凡事皆通，智睿過人者是也。奉聖而過者謂“神”，有曰“神聖”；奉聖不過者稱“賢”，有曰“聖賢”。詩有詩聖，醫有醫聖，書有書聖，畫有畫聖；文聖雲孔丘，武聖乃關羽；各路神仙多自封為聖，是為至高，以示無上焉。
東晉時期有王羲之、顧愷之者，世稱書畫二聖，道之使然。
王羲之、顧愷之的封聖，雖無官方檔案可循，世人皆為所崇。過去，沒有學位製度，但社會上賦予藝術學位的意願在王、顧之前就已萌發。人們在書畫領域的地位的確立和晉封，多為後世出於對優秀書畫人物成就的敬仰和認可。晉人王隱（生卒年不詳，約四世紀上半葉在世，享年70餘），推崔瑗（77-142）為“草賢”。現在能查到的最早書法封聖記載，是三國時期曹魏侍中韋誕稱張芝為“草聖”。韋誕（179-253）是張芝的弟子，擁稱張芝為“草聖”的原因，主要是張芝的草書實冠一時，此議既出，名取青史。
羊欣（370-442）亦有“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之論。羊欣所雲乃葛洪之說，葛洪（281-341），是東晉著名的道教理論家和藥物學家，長年深居山中。他在《抱樸子·辨問》中寫道，皇象、胡昭、張芝、鍾繇等皆稱“書聖”。南齊藝術家王僧虔（426-485）在《又書論》中寫道“崔杜之後，其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陶弘景（456-536）在《與梁武帝論書》中亦雲：“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實至隸絕。”直到庾肩吾（487-551）在評排書家次位時，仍認為“伯英以稱聖居首”。
首稱王羲之為“書聖”者，乃初唐中期的書畫家李嗣真。李嗣真（？—696）在他著名的《書後品》中寫道：“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岩廊宏敝，簪裾肅穆，其聲嗚也……其芬鬱也，可謂書之聖也。”有人以為王羲之封聖與李世民之推崇有關，此見不無理據，但王羲之之封聖，除人品之高尚外，藝術實踐和理論闡述的閃亮是其主要原因。
王羲之雖自比鍾繇、張芝，但也自認以“雁行”隨張芝之後和“仆書次之”現今婦孺皆知“書聖”者，王羲之也！而書界方知草聖者張伯英焉！古今被封“書聖”“書賢”者甚眾，唯張、王聖名揚古垂今。
顧愷之，無錫人，其在曆代畫界地位頗相當王羲之在書界的地位。和王羲之從師衛鑠（272-349？）一樣，顧愷之也從師衛協。衛協和張墨是同時代人，葛洪在《抱樸子》中說“衛協、張墨並為畫聖”，但真正在畫界起發展跳躍性作用的是顧愷之。“跳躍作用”指具有優秀精湛的時代畫作和對畫藝理論的開創性成果，並有推動繪畫活動向前發展的輝煌業績。
日前抱讀《晉書》，習思之間，感知王、顧二人在藝術開創和理論生涯中有多處相似：
第一：關於二人的生卒年月，均難以確定，並各有三個相異之處。王羲之的享年是比較肯定的，即五十九歲（虛）。這在陶弘景所整理、作注的《真誥·注》中，以及《晉書》王羲之傳（第80卷）中的記載，都是一致的。《真誥》說“至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張懷瓘亦有“升平五年卒”之論。以此推算，應為303-361年。因為《真誥》中有“今乙醜年說：雲五年，則亡後係”的記載。即這是在王羲之去世五年後的記錄，無疑是強有力的；第二個觀點是清·魯一同在《蘭亭全篇（外篇）》（花山文藝出版社，1995年）的《右軍年譜》中說“永嘉元年，羲之生”（第728頁），“乙醜（興寧）三年，五十九歲，羲之卒”（第742頁）。這就是307-365年；第三個觀點是羊欣。羊欣有“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序”之論。“蘭亭序”文本明言寫於“永和九年”（353），即此年王羲之三十三歲（虛歲），推算應為321-379年。
持有上述各種觀點者，古今何止數十百家，但近人逐漸多以“303-361”之說為然。其中，中國藝術研究院王玉池先生的研究較為係統和客觀。王玉池在《二王書藝論稿》（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一書中，較集中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
有趣的是，同《晉書》的《王羲之傳》一樣，《晉書》在為顧愷之立傳時，也同樣隻記錄了享年，雲“年六十二卒於官所”。何年卒於官所？沒有記錄。因為二人的政治地位、門第及聲望之差異，顧愷之生卒年月的記錄較之王羲之之更難尋覓。《中國美學思想史》（敏譯著，齊魯書社1987年）定在344-405年（第632頁）；樊波定在346-407年（《中國書畫美學史綱》（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第221頁），而傅抱石在《中國繪畫變遷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中國美術年表”中列為“東晉太元十七年（392）生”（第124頁），“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顧愷之卒（七十六），公元467年”（第130頁）。
雖然二人都有三個年限之論。但王羲之的生卒有個公認的傾向，而顧愷之的生卒似乎還在討論之中。中國有記虛歲的延習，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以及由此而涉及的曆史事件年代，或多或少一年（也隻限一年）是常有的事。但差二年就值得考慮了。
第二個相似之處是在藝術方麵，王羲之在學習南方和北方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一反秦漢淳厚、凝重的書風，開創了妍麗流暢而又莊重的“羲之牌”行草，充分體現了王羲之的個性，留下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以及輝煌的《十七帖》《快雪時晴帖》《姨母帖》《橘奉帖》《喪亂帖》《孔待中帖》《聖教序》等作品，影響了晉後曆代大書法家及中國的書法曆史，雖然在宋齊時代對王羲之在書界的地位曾有過一段異議，以及後來出現顏真卿在藝術風格上與之並立的藝術局麵，但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聖位，未發生過根本性動搖。
顧愷之的藝術作品和王羲之一樣，現已沒有原作傳世，但摹本亦反映了顧愷之的高超技藝。《女史箴圖》是他的代表作，《中國美術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在援引他作時，說顧筆法如“春蠶吐絲”“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第109頁）。這種筆法稱之為“密體”，與唐代吳道子創造的“疏體”風格形成繪畫的兩個基本筆法，“知疏、密二體，方可議乎畫”（第109頁）。除《女史箴圖》外，尚存有《洛神賦圖》（摹本），《列女仁智圖》（摹本）等作品摹本。
學術界對這部分談議較多，本文不再贅述。
第三：二位的相似之處，還表現在雙重藝術身份上：既是書、畫家又是文學家。
東晉時期王羲之與謝安（320-385）結成文學集團，在他們周圍，聚集著許多文士，其中包括：謝萬、孫綽、孫統、袁嶠之，以及郗曇、華茂、馬虞說、庾友等，“蘭亭序集團”成為他們的交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