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勱先生亦為灌輸民主憲政觀念而努力不懈，終其一生，好像並未成功。但我們試回顧一下西方之曆史，民主之為物，是經過多少仁人誌士數百年之奮鬥而產生，不是一天一夜可以實現的，而吾人之奮鬥才不過幾十年。君勱先生之成敗，今人無法做定論，要後人來做定論。不過我認為君勱先生不是一個失敗的人。
——張朋園
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們，能夠穩坐書齋，不參政言政的實屬鳳毛麟角。畢竟身處那個動蕩時代，新式知識分子們那股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懷是極容易被喚醒的。“憲法之父”張君勱便是其中一例。
然而，張君勱又有著自己獨特的一麵。他一生充滿著傳奇與矛盾。他先後經曆過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重大曆史事件，又同此時期的梁啟超、章太炎、張謇、胡適、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段祺瑞、馮國璋、蔣介石、李宗仁、陳立夫、陳濟棠、張群、曾琦、李璜、梁漱溟、張東蓀、黃炎培、羅隆基以及尼赫魯、杜魯門、李承晚等交往密切。他既被國民黨綁架和軟禁過兩年，後又成為蔣介石的座上賓，支持過國民黨的內戰政策；他既與共產黨有過很不錯的關係，61歲生日時周恩來曾送過他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又與共產黨人勢不兩立，新中國成立前被毛澤東宣布為最後一名頭等戰犯；他既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創建人之一，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又違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則，被民主同盟勒令退盟；他既熱情地宣傳介紹過俄國十月革命，現在人們通用的“蘇維埃”一詞就是他首先使用的，又對俄國十月革命進行過肆意攻擊，一生以反對中國走俄國人的道路為鵠的；他從小進的是新式學堂，留學過日本和德國，卻得到過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掌握和精通三門外語，用德文和英文寫有著作，卻拒絕使用白話文，他發表和出版的中文論著都用文言文寫成；如此，等等。
正因為他複雜矛盾的人生經曆，人們對其有著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或者罵他是“玄學鬼”“反動分子”“進步黨餘孽”“地主資產階級代言人”“國民黨幫凶”；或者說他是“共產黨走狗”；也有人稱他是“政治家”“思想家”“大學者”“國士”“一代宗師”“知識分子楷模”……而他本人，有時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
那麼張君勱究竟是不是失敗者呢？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尚無定論。不過，觀其一生，精通憲政理論和滿懷救國熱情的張君勱，由於時代所限，加之其每每於關鍵時刻所托非人，致使自己的理想最終被雨打風吹去，正如徐複觀所撰挽聯中所言：“一代憲章空有願”。
張君勱曾言：“求學問是為改良政治，是為救國，所以求學問不是以學問為終身之業，乃是所以達救國之目的”。可見，他也是一位徘徊於政治與學術之間的搖擺人，擁有“政治國”和“學問國”兩塊陣地。而其早年踏入政治的肇端，亦乃“政治國”與“學問國”相互交融的結果。
當年張君勱在日本留學時，正是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在留學生中風行的時候，作為輿論界巨子的梁氏頗讓年輕的張君勱折服。這時張正好因失去官費生活無著，於是轉而給《新民叢報》投稿賺取生活費。而反過來張君勱頗具學識與才情的稿子也引起了梁任公的注意。經過幾次接觸，梁任公發覺張君勱是不可多得之人才，於是欣然將張攬入門下，從此二人亦師亦友，成為立憲運動的親密搭檔。張君勱一生的憲政曆程也從此開始。
武昌起義後，全國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介入時局，欲圖謀求各自的利益，以梁啟超、張君勱為首的立憲黨人亦不例外。揆諸時局，張君勱向梁啟超建言道：“今後中分天下者，袁、孫二黨而已，但此兩派皆非能建設今後治國家者，雖合無益。然立憲國忠輿論之功，勢不能僅持其主義之純潔，必也與人爭選舉、爭議席。由此言之，目前舍擇袁、孫二派而提攜之，別無他法。此二者比較適於建設之業者，實在北方，故森（張君勱本名張嘉森，筆者注）以為下手之方，在聯袁而已。”如果單從選擇強勢政治力量而言，張君勱的觀點倒也準確，畢竟袁世凱的北洋軍在當時中國堪稱稱雄一時的。然而要是從推行憲政角度考慮，張君勱這一建議則無疑是與虎謀皮，因為不久他就“自食其果”了。正當張君勱等人準備大展憲政抱負、組建民主黨的時候，袁世凱的反動麵目逐漸暴露。1911年12月，沙俄策動外蒙獨立，雙方簽訂非法的《俄蒙協約》，史稱“外蒙問題”。針對這一損害國家主權的事件，袁世凱居然置之不理，因循坐誤。這不禁令張君勱氣憤不已。他在《少年中國》周刊上撰寫《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譴責袁世凱的失職誤國，其言辭之激烈，比之當時革命黨人的那些抨袁之文，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的這一舉動，自然激怒了袁世凱。為了避免北洋軍閥的報複，張君勱在梁啟超等人的幫助下，赴德求學，這也成為他一生中的首次政治避難。而他也成為立憲派中最早與袁世凱分道揚鑣的人。
去國之苦並未使年輕的張君勱感到沮喪，反而令他頗覺愉快。因為他正好可以親臨歐洲各國考察學習先進的憲政理論。1915年，梁啟超發來一紙電文，要求張君勱歸國襄助反袁。此時正埋首於博士論文寫作的張君勱竟毫不猶豫地放棄學位，匆匆踏上歸國之途。這也恰恰印證了張自己的那句話“求學問不是以學問為終身之業，乃是所以達救國之目的”，既然國難當頭，做純學問在他看來，實在無甚意義。
回來後，喝了幾年洋墨水的張君勱自認為學業精進，眼界大開，可以大幹一場。於是他像一名戰國時期的縱橫家一樣，南北奔走，兜售自己的理論。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鏖戰正酣，張君勱認為德國必敗無疑，於是遊說段祺瑞對德宣戰。他還曾多次南下，力勸馮國璋、孫中山等人支持此議，但皆無功而返。更令張君勱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參戰主張竟成為府院之爭的導火索。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各自後台的指使下就參戰問題大做文章，最終釀成了府院之爭和張勳複辟的政治鬧劇。不久，段祺瑞卷土重來，再掌北京政府，啟用“研究係”諸人來裝點門麵，張君勱也擔任總統府秘書一職。然而，段祺瑞的心思根本不在推行憲政上麵，他掌政後馬上發動第二次南北戰爭，但很快便失敗下台。張君勱也旋即離開政府，淪為北洋軍閥鬥爭中的犧牲品。
經曆此次變故，張君勱頗有些心灰意懶。回顧自己返國一年多來，終日奔波呼號，為對德參戰、府院之爭、張勳複辟、政府重組的問題，奔走於京、津、滬、寧各地，從事遊說與斡旋活動，但結果卻是時局愈發混亂，政治風波接踵而至。這不禁令他對政治產生了厭倦。他在日記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