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現代化的曆史背景
中國“現代化”的曆史背景必須追溯到百年前的鴉片戰爭。因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起因於一種“內發的力量”，而是源於一種“外發的壓力”，我們用白蘭克（C。E。B1ack）的術語來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衛的現代化”。“注釋2”前麵說過，中國在過去二千年中從沒有發生過“全部的”“永久性的”變遷，而隻有“適應性的”“循環的”變遷，這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在一個靜態性的農業社會中，富有一種“自足的係統”，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光榮的孤立”。湯因比稱中國為“隱士王國”，“注釋3”但此一“自足的係統”與“隱士王國”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下，卻被一層層地打破了。中國這次所遭遇到的對手是“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的西方國家，是中國文化向所未有的勁敵，與從前所遇到的“蠻夷”在文化的“力量”上不止有“程度”之別，亦且有“性質”之異。所以同光年間洞識世務、目光犀利的郭嵩燾指出，西洋人之入中國是天地的一大變。李鴻章、嚴複也說這是三千年來中國的大變局，是秦以來所未有過的世變。“注釋4”
西方對中國的挑戰，在形式上是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實際上，則是西方價值對中國價值的挑戰、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挑戰。的確，這不止是一國族興亡的問題，也是一文化絕續的問題。所以，麵對著這種巨變與“挑戰”，當時掌有國族命脈與文化機運的知識分子（以官僚集團與士大夫集團為主）乃不能不有所“回應”。他們的回應的“幅度”與“深度”是頗不一致的，但基本上則已自願或不自願地承認中國文化之“不足”，以及西方文化之有“勝於”中國者。基於這一種心態的轉變，“現代化”的工作就不知不覺地開始了。
我們曾經說過，現代化是指一種“形變之鏈的過程”，而此形變乃在減少兩個文化之間文化的、宗教的、軍事的或技術的差距。“注釋5”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向來是具有“華夏第一”的“種族中心主義”色彩的（根據創此觀念的Sumner的看法，任何民族都難免於此）；也即一切是“中國中心”的，凡是“中國”的都必然勝於“非中國”的，所以，中國是天地之“中”，而環繞於“中”土的皆蠻夷戎狄。中國這種“中”（以中國為中）的觀念之形成，主要是由於中國在“地理上”處於與世界高級文化不相往來的“孤立”狀態，而在“曆史上”中國又恰巧為低度的文化所包圍。在二千年中，中國始終是“文化的輸出”者，或“文化的出超”者（曆史上隻有一度發生印度佛教大規模的輸入）；那時，中國的確是有理由唯我獨尊的，也確擁有“萬國衣冠拜冕琉”的“天朝的榮光”。於是而形成一種華夏至上、中國中心的文化主義。但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中國的“中”的世界觀遭到了挑戰。從前促使中國享有“光榮孤立”的“地理的”條件已因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消失；從前所環繞於中國的“低度的文化”所形成的“中國中心的文化主義”的“曆史的”條件也已不複存在。所以，中國的“變”是遲早的事，是無可避免的事。最基本的是，西方的“科學技術”已使整個世界的物理結構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數千年來所有的“天下”觀念已成為一幻構。
但，不幸的是，中國的“變”是在西方的炮艦的威脅與轟擊下被逼出來的。曾、左、李、胡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就是完全在“口服心不服”的精神狀態下發動與進行的。而自強運動、維新運動一連串的“反應”雖然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但也暴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無識與短視。當然，一個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不容易了解西方文化的。中西這兩個文化的“取向”是如此的不同，兩者見麵之不易“以心會心”實毋寧是必然之事，更何況中國第一次大規模遭遇到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個變態或病態的麵向（西方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始終無法從正麵去了解或欣賞西方文化。但是，鴉片戰爭後一連串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失敗，逼得中國非繼續地“變”不可，特別是中日甲午一戰後，有眼光與卓見的知識分子更驚覺到中國文化本身的大缺陷，更深一層地知道非以西方致強之道以拯救、改造中國不可，於是，在政治上、軍事上乃有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而在文化思想上乃有胡適之等諸先生所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曆史背景。但是，中國近百年的文化動理現象，卻是異常複雜的，這需要從文化人類學上的本土運動的觀念加以說明。
二、中國現代化與本土運動
百年來，中國的變是多方麵的，多麵目的，是步調不一致的，思想不協調的。
要了解中國這個世紀以來的文化動理現象最好從人類學者所提出的“本土運動”的觀念加以說明。所謂本土運動，依創造這個觀念的人類學者林頓（R。Linton）所下的定義，是指兩個文化接觸之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感於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複其傳統文化的若幹形象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總言之，本土運動即是一個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衝擊下而引起之重整反應。重整反應的本土運動，依其性質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巫術性的，另一種是理性的。所謂巫術性的本土運動，是受到客位文化壓力的主位文化企圖利用巫術或其他超自然的手段以重整其傳統文化。所謂理性的本土運動，則是主位文化以理性的觀點吸收客位文化的因素以重整傳統文化。而這兩種本土運動，由於皆有兩種不同的取向：即有的隻是企圖保存現有的傳統文化，也就是存續的；有的則是盡力想恢複過去的，也就是複古的。準此，林頓又把本土運動分為下述四種：（1）巫術性的複古（revivalistic magical）；（2）理性的複古（revivalistic rational）；（3）巫術性的存續（perpetuative magical）；（4）理性的存續（perpetuative rational）。林頓的本土運動的觀念與分類，無疑給予我們研究文化動理現象一個極好的分析架構；不過，林頓的分類後來又經賓州大學的華萊士（A。Wallace）的擴大與補足，他以本土運動中不同的認同對象，而使本土運動這一概念可以包括更多的相關現象。他認為本土運動認同對象的種類可分為三種，即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以及“烏托邦”式的理想文化。這就是說在本土運動中，有的社會重整反應的目標是過去的傳統文化，這一種可包括林頓所說的存續和複古兩項；有的則取某一外來文化為重整的方向；有的既不以傳統文化為目標也不取某一外來文化，而是以一種理想的“烏托邦”文化為重整目標。李亦園先生認為將華萊士的三種認同類別，配上前述林頓巫術的與理性的二標準，則又可建立另一本土運動的類型如下：
1.以傳統文化為重整目標
（1）巫術的：鬼舞（Ghost dance），如義和團運動屬之。
（2）理性的：康有為的保皇運動屬之。
2.以外來文化為重整方向
（1）巫術的：新幾內亞的“船貨運動”（Cargo Cult）屬之。因所謂Cargo是白人的船貨；新幾內亞土人企圖以巫術的方式獲得白人的Cargo。太平天國運動在本質上也應屬於此類。
（2）理性的：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五四運動均屬此類。
3.烏托邦目標
（1）巫術的：如古埃及恩克納頓一神教（Akhenaton Monotheistic Cult）運動屬之。
（2）理性的：暫難舉出適當例子。“注釋6”
我以為，這六個類型很能幫助我們了解這一百年來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衝擊下所作的重整反應的現象。它使我們了解義和團運動、康有為的保皇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性質與況味。同時，也多多少少可以讓我們明白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動力和阻力。不過，在實際上，李亦園先生的分析（或者說林頓與華萊士的分析）似乎還不夠周全，它還不能充分說明中國百年來的文化動理現象，現在我願意再進一步加以說明。
首先，我認為林頓把重整反應的本土運動隻分為巫術的與理性的兩種是不夠的，因為在巫術的與理性之間，至少還可以有一種既非巫術的亦非理性的，無以名之，或可稱之為“情緒的”（emotional）。我所謂“巫術的”是指借超自然力為基礎的，既不講“應不應”，也不問“能不能”；而所謂“情緒的”，是指形而上的、意願的，隻講“應不應”，而不問“能不能”；至於所謂“理性的”，是指科學的、經驗的，不隻講“應不應”，也問“能不能”。
其次，我覺得華萊士以本土運動中不同的“認同對象”分析，而將本土運動分為（一）以傳統文化為重整目標，（二）以外來文化為重整方向，（三）以烏托邦為目標三種，亦嫌不足以解析過渡時期的中國的文化動理現象。據我個人的觀察。以大量現象來看，中國現代文化分子的本土運動的重整目標除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烏托邦之外，至少還應增加“世界文化”一種，因為，現在的確有一些人，他們在追求一種高於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層次的綜合。此與烏托邦有基本的不同，這也是純正的現代化運動的主題。準此，我們可建立起一個中國的本土運動的類型如下：
1.以傳統文化為重整目標
（1）巫術的：如義和團運動屬之。
（2）情緒的：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及今日的國粹的保守運動等屬之。
（3）理性的：沒有太適當的例子。
2.以外來文化為重整目標
（1）巫術的：沒有太適當的例子。
（2）情緒的：“全盤西化論”屬之。“注釋7”
（3）理性的：五四運動的主流屬之。
3.以烏托邦為重整目標
（1）巫術的：民間的“軒轅教運動”屬之。
（2）情緒的：一切企圖綜合中外文化所有之“精華”者屬之（此為經驗之不可能）。
（3）理性的：沒有太適當的例子。
4.以世界文化為重整目標
（1）巫術的：沒有太適當的例子。
（2）情緒的：沒有太適當的例子。
（3）理性的：一切企圖將中外文化整攝為“一種運作的、功能的綜合”者屬之（以經驗的可能性為基礎）。孫中山先生、胡適先生等的努力皆屬此範疇。
如果我們前麵的分類不算大錯，則我們再進一步可從中國現代化的動力與阻力的角度加以分析，以將它們分別納入現代化、非現代化與反現代化三個範疇中去。
第一，反現代化的：以性質言，凡是巫術的均屬之，以認同之對象言，凡是以傳統文化（此指毫無選擇地、一塌括之地迷古）為重整目標者屬之。
第二，非現代化的：以性質言，凡是情緒的均屬之。以認同之對象言，凡是以烏托邦為重整目標者均屬之。
第三，現代化的：以性質言，凡理性的均屬之。以認同之對象言，凡是以世界文化或中西文化之綜合為重整目標者屬之。
從上麵這三個範疇中，我們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即百年來，反現代化運動的勢力在中國本土運動中占有極大比重，而一些看來是為現代化努力的運動，實際上是“非現代化運動”，則與中國的現代化雖不見得有大害，但至少是不相幹的。至於真正現代化的力量則是十分單薄的。由此，我們也不難了解何以中國的現代化嚷得這麼響、這麼久，但實際的成績卻是可憐得很。
三、中國現代化的三個層次
現在，我們開始分析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化的實際上的動態。
中國現代化運動，本質上是一文化的與社會的變遷。也可說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會麵”後中國文化的一種“形變之鏈”的過程。
中國文化的“形變之鏈”的過程是契合於湯因比所創的“文化的反射律”的說法的。“注釋8”我依其說法，加以推衍，中國的現代化大致說來是循著下麵三個層次而變的：“注釋9”
第一，器物技能層次（technical level）的現代化。
第二，製度層次（institutional level）的現代化。
第三，思想行為層次（behavioral level）的現代化。
茲就此三層次之變作一簡單的分析。
（一）器物技能層次的現代化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後，立刻就形成一全麵的抗阻的陣線，而第一道被西方文化衝破的便是最外層的器物技術的一道防線。這即是張之洞所說的西學為“用”的“用”，其最明顯的就是曾、左洋務運動提倡學習西方的“炮利船堅”；因為，這在當時文化意識上，中國知識分子認為西方文化之高於中國者在此而不在彼。在政治情勢的緊迫上，是中國政治人物認為唯一可免於亡國的道路（即魏默深所謂“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湯因比在《世界與西方》一書中考察中日二國對西方的反應時說：
當19世紀之際，遠東的政治家似認為采取顯著優越的西方技術是一合理的冒險與迫切的需要。此足以表示，為何他們從西方選擇一些他們並不感到有何興趣的事物。因為，這比之被西方人征服及臣屬，無論如何是一“較少的罪惡”。“注釋10”
所以曾、左、李、胡的洋務運動，便以“開鐵礦、製船炮”為第一要務。其實，這是任何“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挑戰的第一層反應。我曾從人類學與社會學所提供的知識中指出，文化中物質因素之轉變較非物質因素為快，“注釋11”在這裏也得到證明。至於湯因比的“文化的反射律”中所指出者於此尤可印證，因為器物技術是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光線”的一支，因為它並不侵害到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內部價值，從而所受的阻力最小。所以它對中國文化社會的“穿透力”遠較西方的宗教、民主等為大，是以，它是突破中國文化價值防線為西方文化開路的先鋒。的確，在中西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器物技術的轉變是最先的，這不隻是洋槍取代了中國的大刀，洋船取代了中國的舢板，在中國都市與鄉村，我們更可發現電燈取代了油燈、汽車取代了人力車、機器取代了大水牛……在某個意義上，經濟發展代表的是器物技術的轉變，所以經濟的現代化總是比政治與思想的現代化為早而順利的。
（二）製度層次的現代化
製度層次的現代化較之器物技能層次的現代化又深了一層，也難了一層。這道理是不難說明的。因為製度較之器物之影響人的內部價值者為大，故所遇的阻力也更大。因為，它已不是西學之“用”，而是西學之“體”。一旦西學之“體”與中學之“體”碰頭時，麻煩就發生了，因為“用”隻觸及文化的表層，“體”卻觸及文化之內層。所以，在中國現代化的行程中，製度的現代化是較器物技能的現代化落後一步的。曾、左、李、胡這一輩知識分子，雖然是時代的先覺者，但他們的識見也隻能限於器物技能的現代化上，蔣廷黻先生說：
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的基礎。但是他們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處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製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到了舊的製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注釋12”
中國製度上的現代化到了康梁的維新運動才算開始，而真正大規模地改革則等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才得展開。維新運動“變法”的努力在於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度的建立及政府組織製度的革新。以光緒皇帝、康梁師生為中心的維新集團所推動的事務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有希望的知識分子運動，他們所主張的廢八股、設學校、開辦銀行、鼓勵創辦報紙等，確比曾、左、李、胡所做的更“切中要害”，更能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可是，這一層改革卻觸及了中國傳統生活的裏層，所以自然地遭遇到了文化上的抵抗，而這種“文化上”的抵抗，更密切地與以慈禧太後為中心的舊派勢力的“利害上”的抵抗相結合。因為這一改革必將使舊派人物丟飯碗、掉官帽，從而，新舊的對抗形成了榮辱生死之爭。結果，“六君子”遇難了，光緒被囚禁了，康梁也飄然遠走，這一幕維新運動終以悲劇收場。但是康梁的失敗，卻造成了一個有利於革命運動的曆史條件。孫中山先生革命可說是承繼了康梁的現代化精神而向前跨進了一步的。中華民國的成立，是中國亙古以來製度上最徹底的變革，這一製度把整個傳統結構都顛倒過來了。中山先生說：四萬萬五千萬的老百姓都是“皇帝”，而從前的皇帝、大官兒卻成了“公仆”。
（三）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
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是最難的，因為它牽涉到一個文化的信仰係統、價值係統、社會習俗等最內層的質素，這是整個生活方式的基料，是拉斯威爾所說的Technique。這一層的轉變是最關於個人的，也是最深刻的，因此也是最不容易的，最緩慢的。在中西文化接觸時，以湯因比的“文化的反射律”的術語來說，西方文化中這些“文化光線”遭到中國社會文化的抗拒最烈，因而其穿越的力量也最弱。以此，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的器物技術已經被中國普遍采用而相當現代化了，西方製度已經被中國陸續摹仿而部分現代化了，但是西方的思想行為卻很少為中國接受，這就形成了中國文化的“脫序”（或失調）的現象。它一方麵形成了器物技術與思想行為的“脫序”，坐最新式汽車的人，不肯遵守交通規則；穿最時髦西服的人，滿腦子是“三家村”思想。另一方麵，形成了製度與思想行為的脫序，憲法政府成立了，但“作之君，作之師”的觀念還根深蒂固；最新的學術製度設立了，但講的還是“金木水火土”“內聖外王”那一套。整個社會所顯現的特征是“形式主義”“異質性”及“重疊性”。“注釋13”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思想行為的現代化是由胡適之等先生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所全麵推動的，但是，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始終是一隻腳向前，一隻腳向後，科學、民主的口號是人人都會叫了，但科學、民主的精神始終是模糊的。新文化運動在“破”的方麵確實是相當深入的，但在“立”的方麵顯然貢獻無多；中國傳統的價值係統已經被推倒，但西方新的思想卻沒有能有係統地在中國生根，中國市場所充斥的隻是浮光掠影的標語、口號與未能建構化的觀念。而最令人遺憾的是五四所引起的波瀾，不是導引中國文化的更新，而是激起中國思想界的“內戰”，有的依戀於古代之榮光，不自覺地退回到中國傳統的孤立中去；有的愛慕於西方之富強，高唱“全盤西化”之論；他們的主觀的情緒多於客觀的理性，個人的利害勝過公是公非。整個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工作一直交困於“新”“舊”“中”“西”之間，搖擺不停，直到最近一個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現代化”這個口號，才開始逐漸從情緒的旋渦中抽拔出來。不過在“現代化”的旗幟下的人，有的隻是騖新好奇，為了滿足種族的自尊，他們以為提倡“現代化”就是反對“西化”，而於現代化之意義並無認識。有的則開始懷抱一“世界文化”的意念，而主張從中西文化價值的整合中使中國的文化得以進新，並為世界文化貢獻其一部分的力量。
我們所應理解的是，上麵所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三個層次，它們是中國對西方衝擊的實際反應程序，也是一般文化變遷的共有現象，但是，這三個層次在事實上是不能清楚地劃開來的。器物技能、製度與思想行為常是不能分的，也是彼此影響的。思想行為層次是一個文化的基本價值之所在，因此它的現代化最難，也最必需，唯有這一層次的現代化才能促進中國全麵的現代化，但是，這並不意含著說，前麵兩個層次的現代化是不重要的。不然，絕對不然，製度的現代化也可以促逼思想行為的現代化，譬如立法機關製定了一夫一妻製的法律，這雖然不能立刻使所有的“姨太太”消失，但它卻使大多數的人接受此一事實。而器物技術的現代化雖然是屬於第一層次的，但它的影響力卻是巨大深刻的，譬如器物技術的現代化，可以促進某程度的工業化，而此則逐漸可以影響到傳統的社會結構、經濟製度的基本的轉變。嚴格地說，中國之由傳統社會轉變到今日的“轉型社會”，在基本上，是由於工業化、大眾傳播等靜靜的不流血的器物技術的巨大革命而來的，也基於這個認識，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