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憑借武功迅速崛起，成為西山會議派及蘇聯顧問都竭力爭取的人物。蔣介石也采用了一些非常規手段，聚斂力量，集中權勢，逐漸成為國民黨的領袖人物。鄒魯說：“那時蔣介石仍左邊拿著國民黨，右邊拿著共產黨，來做中國革命領袖的迷夢（這說並不是推測，觀蔣介石南昌演說文便明）”。所謂蔣介石南昌演說文，即他1927年2月21日在南昌講演所暴露出的野心，蔣介石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采用非常規手段有利於他的迅速崛起，但也使他的政治誠信度大打折扣。
（三）被迫引退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後，覃振作為西山會議派的代表，參與寧滬密商及特別委員會，有過短暫的風光，但很快就被蔣介石扳倒，被迫引退。
西山會議派在上海自行建立中央，但沒有軍隊，沒有地盤，其成員多是辛亥革命元老。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後，西山會議派希望與蔣介石聯手，利用黨務優勢重返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卻被蔣介石耍弄，陷於尷尬的境地。
1926年7月，蔣介石正式率領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半年之內，國民政府統治區由兩廣擴大至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名義上及於四川、貴州。 北伐軍節節勝利，蔣介石政治野心膨脹，欲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置於其控製之下。蔣介石進兵江西之時，提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至武漢，以便就近控製。1926年底，蘇聯顧問鮑羅廷及國民政府部分領導人抵達武漢，成立中央聯席會議。占領江西後，將介石在南昌以中國革命的領袖自居，又擅自提出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移駐南昌，停止聯席會議，遭武漢方麵拒絕。1927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遷往武漢。 蔣介石獲得列強及江浙財閥的財政支持，進兵長江下遊。同年3月，占領上海、南京。蔣介石3月26日抵達上海，以白崇禧為衛戍司令。
武漢方麵對蔣介石的獨斷專行極為不滿，視其為新軍閥，另選派其他人擔任組織部長，解除了蔣介石黨內職務，又解除他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改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不能容忍他的權力被削弱，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政變，指使青紅幫武裝流氓向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發動突然襲擊，是為“四?一二”政變。
西山會義派在蔣介石發動政變之前，就謀求與其合作，提出統一黨務的四條辦法：1．恢複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職權。2．粵、滬兩方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合並施行職權。3．滬、粵兩方中央黨部分別舉出同等人數，籌備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集事宜。4．滬中央黨部宣告清黨目的已經達到，自行結束。
盡管蔣介石政治上正在向右轉，但又不願公然與西山會議派攪和在一起，他在發動政變前數日，派吳稚暉向西山會議派交底。據鄒魯回憶：“上海將清黨前數日，吳稚暉同誌正式來說蔣介石等決定黨是決清了，不管汪精衛如何和緩，共產黨如何推讓，卻不遲疑了。但是實際雖然清黨，外麵還要說容共聯俄；清黨雖然是西山會議派先覺，我們統要請出來辦事，但外麵還要說是打倒西山會議派，總請我們原諒。”①
蔣介石政變後，於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是為寧方。南京國民政府得到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
至此，國民黨一分為三，分成三個中央，寧、漢、滬三方，即南京的蔣介石、武漢的汪精衛和上海西山會議派。
南京政權成立後，果然如吳稚暉所言，宣布通緝鮑羅廷及中共首要一百九十餘人，派人查封了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環龍路的中央黨部，實際卻將西山會議派請出來辦事，指派林森、石瑛、沈定一為改組委員和清黨委員，參與領導工作。6月6日，胡漢民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宣布，恢複林森、張繼、謝持、居正、鄒魯．石瑛、覃振、石青陽、茅祖權、沈定一等人黨籍。接著，胡漢民、吳稚暉等人聯名致函滬方，邀請西山會議派到南京，以瞻仰孫中山墓地為名，與寧方密議黨務統一辦法。這時，張繼正好由日本回到上海，遂代表滬方赴南京，與胡漢民洽談。7月7日，西山會議派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決定與寧方協議統一，雙方推舉同等數量委員，組織籌備委員會，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覃振在會上與張繼、劉積學人被推舉為接洽委員，負責與寧方商談。會後，張繼、覃振、劉積學赴南京，與胡漢民、吳稚暉等商談。這就是所謂“寧滬密商”。
與此同時，武漢方麵也出現了新動向。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從歐洲養病回國，主持武漢國民政府，以國民黨正統自居。同年5月，共產國際訓令中國共產黨：(1)進行土地革命；(2)改組國民黨現存機構，由新領袖補充；(3)組建革命軍隊。
共產國際的代表、印度人羅易與鮑羅廷對中國問題看法不同，他擅自將共產國際的訓令送交汪精衛。汪精衛不能容忍由新領袖補充，更認為共產黨組建軍隊是對國民黨的根本危害，故決定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並於7月15日通過取締共產黨案。7月底，自鮑羅廷以下的蘇聯顧問離開武漢，铩羽反國①。8月1日，共產黨在江西南昌發動武裝起義，武漢政府下令討伐。
國民黨自西山會議召開一分為二，至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再分為三。至此，三方與共產黨關係均破裂，持續三年多（1924-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失敗。因武漢、南京兩個政府對立，當時有人譏諷此事，出了一個上聯：“一個黨，兩政府，三黨部，四分五裂”②，無人對出下聯。
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分共以後，西山會議派與汪精衛進行聯絡，汪精衛暗示以蔣介石下野為合作條件。蔣介石以退為進，於8月13日通電下野。汪精衛即提出寧、漢、滬三個中央黨部合而為一，組織“特別委員會”。
9月11日，寧、漢、滬三方談話會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樞寓所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譚延閩、孫科、伍朝樞、李宗仁、李烈鈞、張靜江、葉楚傖、蔡元培、程潛、褚民誼、李石曾、鄒魯、張繼、謝持、許崇智、王伯群、楊樹莊、覃振、居正、於右任等21人。經過激烈的爭吵，三方商定，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特別委員會由寧、漢、滬共同推定若幹人組成，等等。蔣介石、胡漢民抵製談話會。
12日，推定特別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漢方推出特別委員譚延閶、孫科、何香凝、於右任、朱培德、程潛；候補特別委員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寧方推出特別委員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樞、李烈鈞；候補特別委員褚民誼、繆斌、葉楚傖。滬方推出特別委員林森、許崇智、居正、謝持、覃振、鄒魯；候補特別委員茅祖權、劉積學、傅汝霖。
13日，公推張繼、於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監察委員會職權。
隨後，三方又舉行的第二次、第三次談話會，出席者與第一次基本相同，覃振均作為滬方代表參與會議。
上海談話會確定了寧、漢、滬三方平分秋色的調子，從而否定了漢方的正統地位。汪精衛一直以正統自居，原想借蔣介石下野恢複其領袖地位。至此，見三方平分秋色，大失所望，未出席第三次談話會，也未等特別委員會成立及召開會議，憤而西去武漢，通電反對特別委員會行使中央職權。
9月16日，中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特別委員會成立後，於16日、17日、19日連續三次開會，推舉汪精衛、胡漢民、蔡元培、譚延閨、李烈鈞5人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其餘要職均由西山會議派擔任。鄒魯是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謝持是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昆侖是組織委員兼主任秘書。覃振、傅汝霖都在黨務方麵占有地位。覃振在17日的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19日被推選為宣傳委員。
特別委員會成立後，國民黨表麵上結束了分裂的局麵。但是，蔣介石、胡漢民拒不與會，汪精衛通電反對特別委員會行使中央職權，致使特別委員會僅僅成為寧、漢、滬三方的權宜機構，其基礎並不穩固。
蔣介石下野後出訪日本①，10月上旬回到上海後，便立即策劃複出，多方活動扳倒特別委員會。11月21日，由陳果夫控製的中央黨務學校學生②，借故搗毀南京市黨部。1 1月22日，擁蔣派在南京示威遊行，公開反對特別委員會，請求蔣介石複職，並大呼“打倒特別委員會”、“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軍警出麵阻截，場麵混亂，死亡三人（其中一人因傷不治，數日後身亡），傷數十人。史稱“一一?二二_滲案。也有人稱是軍警根據蔣介石的密令開的槍①。 慘案發生當天，蔣介石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稱：“倘不能將應負責者加以適當之懲戒，則革命政府與反革命軍閥毫無區別。”②11月25日，蔣介石在接見中央黨務學校代表時，更公開表示：“如辦理不當，我來領導你們革命。”③
與此同時，南京市各區黨部、中央黨務學校等單位組織慘案後援會，指控西山會議派鄒魯、覃振、謝持等為主使犯，要求國民政府嚴懲。西山會議派意識到這是蔣介石借機打擊西山會議派，用鄒魯的話來說是：“這幾個人，都是西山會議的人，自然是有人一網打盡西山會議，‘借屍圖賴’，一目了然。”
鄒魯在國民政府會議上提出拿辦主使及在大眾中高喊打倒特委會、國民政府、軍委會與搗毀市黨部的行為犯。這天的會議主席是譚延閩，他剛剛從上海歸來，深知底細。譚延閨稱：“若單純共產黨暴動，悉予拿捕，自屬易辦。此事發動由上海，有人主持，實黨內之爭，為人所乘，愈捕愈加糾紛”④。
西山會議派明知是蔣介石圖謀奪權，製造事端，又鬥不過蔣介石。覃振與謝持、張繼、居正、許崇智、鄒魯、傅汝霖等在特委會會議上發出告同誌書，宣布隱退。
蔣介石指使親信製造事端的同時，又聯合汪精衛於1927年12月3日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決議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一一?二二滲案有關人員。謝持、居正、覃振等十人即行停職、監視，被指斥為被告，隨時聽候法庭檢舉傳訊。28日，在一片“打倒”、“取消”聲中，特別委員會宣布解散，其成立到解散，僅存在三個月又十二天。1928年1月，蔣介石正式複職。
蔣介石達到取消特別委員會的目的之後，於1928年9月1日由南京政府宣布取消“一一 一一”慘案特別法庭。9月15日，特別法庭宣告取消，但發布公告，聲稱隨時懲辦被告。1930年覃振長女覃鈺在上海彙中飯店舉行婚禮。前排左起：宋之昭、覃振（懷抱覃建）、程博淑（程潛三女，伴娘）、吳先樹（新郎）、覃鈺（新娘），前排右起：宋振呂（宋教仁之子）、覃銓、覃瑛、覃銘、廖湘雲之幼女、廖玉珍（廖湘雲長女，伴娘），後排左起第九人為周震鱗。
覃振知道有人意欲加害，舉家避居北京。
西山會議派其他成員也因被蔣介石弄得聲名狼藉，無法存身，逃離南方，躲到北方城市北京、天津，做起寓公。汪精衛在取消特別委員會之後，不但未能在南京政府占據席位，反而因共產黨廣州起義遭到蔣介石攻擊。失意中他離滬出洋，又逐漸走向反蔣之途。
國民黨在短暫的聯合之後，又一次陷於分裂。
（四）禮聘出山
蔣介石取消特別會議，趕走汪精衛之後，又先後擊敗李宗仁、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發動的反蔣戰爭，集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逐漸走向獨裁。1930年，被蔣介石耍弄、擊敗的各個派別實現了反蔣大聯合，召開擴大會議。
這一時期覃振為拚湊反蔣聯盟，召開擴大會議奔走操勞，殫竭心智，起了重要的作用。
擴大會議的發起人是山西軍閥閻錫山。閻錫山在蔣介石擊敗李宗仁、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各派係後，擔心其下一個目標將對準自己，於1930年2月10日發出反蔣通電，反對蔣介石大權獨攬，用武力消滅異己勢力，他提出：“黨是決諸黨員，完成整個之黨。自此以往，黨事國事，完全實行黨的決議案。”①在電文末尾，閻錫山主張“禮讓為國”，“共息仔肩”，要求蔣介石與他一起下野。
閻錫山反蔣旗幟亮出，立即得到反蔣各派的支持。首先是改組派。汪精衛受到蔣介石排斥，其派係在上海成立“國民黨黨務改組同誌會”，以恢複1924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為號召，人稱“改組派”。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多由蔣介石圈定指派②，改組派對此嚴詞批判，提出黨內要有民主。蔣介石操縱第三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警告汪精衛，開除改組派骨幹王法勤、陳公博、顧孟餘等出黨，後又將汪精衛開除出黨。改組派聯絡機關被襲擊，黨部被封禁，有的成員甚至遭暗殺，其成員紛紛北逃。改組派與南京政府完全決裂。
其次是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在特別委員會被解散之後，在黨務和政治方麵一直處於失意的境地。在南京政府及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均受到排斥，不但未得到中央委員的席位，而且受到蔣介石的鎮壓。1929年12月份，蔣介石下令通緝西山會議派的鄒魯、居正、謝持、許崇智，並逮捕了居正等人。西山會議派主要人物多躲在天津租界做寓公，靜候時機，圖謀再起。
再其次是軍人派。軍人派是被蔣介石擊敗的各支軍閥勢力，如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等，他們暗中積蓄力量，伺機反擊。
閻錫山亮出反蔣的旗幟以後，上述三派均起而響應。改組派汪精衛指使陳公博、王法勤等首先在北京、天津與閻錫山的重要將領傅作義等接洽晤商，希望借助軍閥的力量，推倒蔣介石，恢複其在國民黨中的領袖地位。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也四下活動。軍人派的李宗仁於1930年2月21日，與白崇禧、張發奎聯名發表通電，指斥蔣介石，表示願意擁戴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為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副總司令，領導反蔣武裝勢力①。
3月1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國民黨三屆三中全會，提出製裁閻錫山。
閻錫山受到製裁，成了過河的卒子，隻能進，不能退。他與李宗仁等軍閥取得聯係，又與被自己軟禁在太原建安村的馮玉祥達成諒解，共同組成反蔣大聯盟。閻錫山派心腹趙丕廉前往天津，歡迎改組派的陳公博、王法勤，西山會議派的鄒魯、謝持到太原，共商反蔣大計。
這一年春天，太原的傅青主祠成了閻錫山的迎賓館。4月26日，趙丕廉代表閻錫山致電鄒魯、謝持，請他們速來太原。鄒魯、謝持、陳公博、王法勤先後到達太原，與趙丕廉就黨務、政治問題進行磋商。他們初步商定以汪精衛主黨務，閻錫山主政治，馮玉祥主軍事，召開擴大會議，成立民國政府。
但是，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為爭奪擴大會議的領導權，在所謂“黨統”、“法統”問題上，發生了爭執。汪精衛自視為國民黨正統，以廣州國民黨二大為政治資本，提出以廣州國民黨二大選舉的中央委員為主體，組織擴大會議。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企圖以國民黨元老的資格，得到擴大會議的領導權。提出以國民黨一大，或廣州、上海兩個國民黨二大，或各屆各方的中央執行委員，組織一個委員會，主持擴大會議。改組派認為西山會議派所提辦法是“以違法伐違法”，破壞了黨統、法統。雙方代表爭吵不已，互不相讓，直至4月下旬，仍無結果。閻錫山、馮玉祥不得已，聯合致電在香港的汪精衛，請他早日北上，主持黨務。
5月，蔣、馮、閻、桂（係）中原大戰爆發。戰爭初期，反蔣軍在隴海線和平漢線上逼迫蔣軍敗退，形勢良好。但在政治方麵，卻因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的爭執而遲遲不能打開局麵。汪精衛待在香港，不肯北上，黨務和政務遲遲提不上議事日程，無法成立反蔣的領導機構。於是，閻錫山想到覃振，邀請覃振出麵，調停雙方的關係。
邀請覃振出麵調停是在太原閻錫山的督軍府商定的。當時在坐的有閻錫山、閻的謀士趙丕廉和後來成為禮聘覃振的特使冀貢泉①。他們商討反蔣各派聯合問題，提到覃振。冀貢泉的回憶文章是這樣說的：“於是提到了覃理鳴（覃振），他是孫中山先生的老友，同盟會、國民黨中的元老，素稱反蔣，住在北平。他本人是西山派，但對於國民黨的其他派別如改組派、西北軍等方麵皆不反對。”冀貢泉認為請覃振調停好處是多方麵的：“閻如能邀請這人出來，請他斡旋促成擴大會議，以完成討蔣建國的大業，一方麵有了一根聯合的新線索．同時也就表示出我們要擴大會議成功的誠意。”②
閻錫山同意冀貢泉的看法，並確定了請覃振出山的方式：“因為覃雖然和閻都是辛亥以前在日本參加孫中山先生組織的同盟會會員，但辛亥以後，他們一直沒有往來，突如其來的邀請，不妥適，必須考慮個妥適的辦法才行。這時就商定叫我作為閻的專使，到北平禮聘覃振促成討蔣大聯合的計劃，並要我立刻替閻起草親筆信一份，魁日出發。”③
冀貢泉銜命赴京，代表閻錫山禮聘覃振出山。覃振見到閻錫山的親筆信，果然應邀出山。他穿梭於各派之間，先勸說雙方撇開法統、黨統不談，從“非常”二字上著眼。提出成立一個一、二、三屆中央委員參加的中央黨部委員會，但並不用合一、二、三屆為一爐的名義。黨部委員會成立後，再產生政委會，由政委會產生國民政府。在戰時，黨部委員會主持政治，整理黨務，待國民代表大會召開時，再決定解決黨務的根本方法。覃振所提出的辦法，避開了粵二屆和滬二屆的矛盾，得到雙方的認同。 在覃振斡旋下，5月4日，雙方代表陳公博、茅祖權、傅汝霖、張知本、胡宗鐸、郭泰琪、葉琪和覃振九人在天津開會，磋商覃振提出的辦法，解決黨務問題。會議期間進行了三次磋商，決定了解決問題的兩項原則：第一，以黨國為前提，消除一切個人和派別之意見；第二，完全采取非常手段，撇開數年來黨內一切糾紛，集中數月時間商洽的種種調和辦法，製定出一項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會議建議，絕對否定蔣介石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另行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國事，召開國民會議，製定約法。會後，覃振等人將會議精神電告汪精衛，征求他的意見，請他草擬宣言。5月6日，汪精衛回電讚成天津會議精神，答應立即草擬宣言。7日，汪精衛將所擬宣言草案（即後來擴大會議成立時所發表的宣言）電達天津，與會者一致同意。天津會議後，在天津和太原的部分反蔣中央委員和代表啟程赴北平，準備參加擴大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