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裁縫有個美麗的名字，叫黃秋萍。她今年五十二歲了，滿頭烏絲，身體也沒發福，腿腳輕快，走起路來一股風，從背影看上去，好似三十郎當歲兒的大嫂。正臉細看，眉清目秀，高鼻梁，絞過臉，麵皮白淨，隻是眼角布滿了細密的魚尾紋，記載著她的年齡。她極懂禮貌，從不正麵衝人說話，總是微微地眯著笑眼，半低著頭，半側著身子，細聲細語，不正眼瞅人，不擋人家的道兒，不把唾沫星子噴到人家臉上。如若坐著，無論室內有沒有男人、客人，她也決不會叉開腿，更不敢蹺起二郎腿，這是從小養成的規矩，從當姑娘時開始，偶一失態，母親的巴掌便打在了腿上。但這個黃裁縫也有短處，就是不肯張大嘴，不肯露出牙來，因為她的牙齒有點發黃，牙縫兒發黑，是抽煙熏的。出於禮貌，她不願意叫別人看見自己的黃牙板兒，總愛抿著嘴說話，繃著腮嚼飯，習以為常了，倒給自己添了幾分矜持的神態。她也想把牙弄白，用青鹽擦、牙粉蹭，一天早晚兒兩次刷牙漱口，可就是不肯戒煙。“嗐，半百的人啦，還戒哪家子煙！隻抽濾過嘴的吧。”她常這樣寬恕自己，又總把過濾嘴香煙說成濾過嘴。
這天，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八月十日，是高等院校剛剛進行過畢業考試的日子，也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推翻滿清王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即將到來的日子，黃裁縫受了她母親的慈命，由她兒子張興領著，走進了丁字胡同的一座紅漆大門。丁字胡同，顧名思義，是一條東西走向的胡同通在了一條南北走向的胡同上，這兩條胡同的總體象個丁字，一共三個胡同口。這個大紅門在東口上，座北朝南，堂堂正正。黃裁縫的娘家就住在南口的一所大雜院裏。她是昨兒晚上從東城區自己的家裏坐公共汽車回到娘家來的，吃過了晚飯，向爹媽報告了兩個好消息，就被她七十五歲高齡的老母拽進裏間屋，娘兒倆又哭又笑地整整談了半宿體己話兒，今天一大早兒，黃秋萍在老母的監督之下，著意梳妝打扮了一番，才由她二十八歲的獨生兒子張興領著進了大紅門。從娘家的大雜院到大紅門，隻有一百五十步，拐彎兒就到，為啥還要兒子領呢？這……暖呀，原因好幾層，最顯見的，因為張興是這座大紅門裏的汽車司機。
其實，十五年前，黃裁縫曾多次進過這座大紅門。隻是十五年間，這座大紅門裏又更換過兩次主人罷了。所以今天早起，她用青鹽擦了一遍牙，對著鏡子拔掉幾根白頭發，輕輕地抹了點兒桂花油，把並不太多的烏發梳理得服服帖帖，一絲不亂；又遵照老母的慈命，翻箱倒櫃，找出來三十二年前的一件陰丹士林布褂子，穿在身上，配了一條藏青色的竹布撒腿褲子，一雙白襪子和那千層底的圓口黑布鞋。雖然衣裳並不合身，發緊發瘦，更不時髦，但卻對大紅門裏的新主人賦有某種特殊的涵義。這種涵義，小夥子張興是不明白的，他隻覺得媽媽和姥姥今天有點兒怪。
黃秋萍是個單幹的裁縫。她既不屬於哪個國營服裝廠或裁縫店，也沒參加集體所有製的街道縫紉組。她丈夫張鐵腿是個蹬三輪車的工人，能吃能喝能出汗，起早貪黑不著家，每夜回來，總要脫下幾件難洗難補的髒衣裳……家務擔子實在重，因此，即使在大躍進年代，居民委員會也沒有動員黃秋萍走出家門去頂半邊天，而是寬容她始終當了一名“吃閑飯”的家庭婦女。可是，黃秋萍並不甘心過那種手心向上、朝丈夫要錢花的生活，就憑著裁縫手藝自食其力。她這個裁縫有著自己的傳統主顧，這些主顧分別住在各條小胡同的大紅門裏。北京的街與胡同是有區別的。兩邊有商業店鋪的叫街，有機關衙門的也可以叫街，例如外交部街、舊刑部街；基本上是居民院落的，叫胡同。胡同的名字大多比較形象化，例如頭發胡同、耳朵眼胡同、狗尾巴胡同、刀把胡同，你甭去看，也能想象出它的大小和形狀來。北京的胡同特別多，“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賽牛毛”，即使是“活地圖”張鐵腿，蹬了半輩子三輪車，也隻熟識本區本片的一部分小胡同。要是一般的北京人呀，甭說小胡同啦，問你個大地名，一尺大街，你知道在哪兒嗎？
北京這些小胡同，名字聽著並不威風，房子蓋得也不高大，幾乎全是灰色的平房四合院，可這裏邊卻是藏龍臥虎的處所。比如說，有那麼一位白毛老太太，拄著花椒木的疙瘩拐棍兒，顫顫微微地走到胡同口蹓個彎兒，順便花一毛錢買串冰糖葫蘆回家哄孫子玩，你可別小瞧了她，一打聽姓名，便知道她的國畫在紐約值兩千美元一尺，歐洲某國的皇家博物館，通過香港商人買到了她的一幅彩墨出水芙蓉，不但永世珍藏，還立刻到保險公司保了險，以防克格勃盜走。再如，有位白胡子老頭兒，提個黑紗蒙著的鳥籠子，到胡同口的老槐樹下喝杯茶，下盤棋，布衣布鞋，其貌不揚，可你也別小瞧了他，要是他肯說實話，你就會發現此人原來是滿清皇族的金枝玉葉，假如的話，“別叫真兒，他老爺子是說假如的話，”旁邊另一位旗人老頭兒解釋著告訴你說：“假如宣統皇上不退位，假如孫中山不組織革命黨，假如……他老爺子可就是位親王啦！”說不定還會住到廣州來擔任那生殺予奪的兩廣總督哩！所以，北京的小胡同裏，既有人物，又有故事，隨便你采訪一下哪座王爺府，也夠你撒開了筆寫本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