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產業，最重要的是商業模式，“要讓所有跟你玩的人都賺到錢，否則再好的想法也是空話。”
在內地電影圈，張寶全是那種少見的對商業、藝術乃至技術均能侃侃而談的老板。他個人的經曆也異常豐富。出生江蘇鎮江，當過兵，“當時也就20多歲。”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作為部隊前線記者，張寶全幾乎跑遍了當時所有的陣地，甚至包括幾個著名的生死線。
張寶全說自己在戰爭時期哪裏在打就往哪裏跑，因為“那時一線的報道必須是部隊自己的記者，其他記者最多隻能到二、三線”。此期間，他在文字方麵成果頗豐，全年見報的新聞、小說共有300多篇，“是全軍最多的”，張寶全因此被部隊榮記二等功。然而，新聞方麵的成績卻在無意間阻斷了他從小就有的作家夢。“我當時寫過很多報告文學，但哪知這個東西很容易得罪人。”不知不覺間，張寶全與前往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深造的名額失之交臂，也從此失去了進入體製內進行文學創作的機會。
作家夢受阻，張寶全把目光放到了北京電影學院，因為他覺得“導演也是在創作”。1988年10月，他從部隊轉業，12月就參加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的考試，“當時覺得肯定沒戲，所以隻是把自己以前寫的小說發了過去”，還有他在部隊期間拍的一個片子，“當時就是給了2萬塊錢拍個音樂劇，反映戰時生活，我各請了兩個專業演員和專業職員，一個人就拍了，音樂和插曲都是自己寫的。”這樣的豐富經曆和拍攝經驗最終得到了好的成績，張寶全綜合考分全班第一。
北影學習的經曆，給張寶全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如今，他仍然覺得人生中最美的兩段日子，“一個是打仗，一個就是電影學院。”在張寶全看來，戰場與校園說來風馬牛不相及，但二者其實有一個共同點：“簡單”。打仗的規則就是要生存，“開始當然很害怕，但經曆過之後就覺得簡單了。”同樣，從某種程度上說，校園也是與現實脫離的，“當時的北電相對比較單純。”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你幹的始終是自己喜歡的事情。”
到了畢業，張寶全的電影夢又遇到了麻煩。他說自己當時已經有了要幫製片廠掙錢的意識，因此畢業時寫的劇本有文藝片也有商業片，其中一個動作片的本子被投資人看上了，“講的是一個陸戰隊老兵退伍回鄉的故事。”得到支持後，張寶全開始積極運作，並向某電影廠買了拍片的指標。誰料對方中途變卦，建議他縮減成本拍個當時流行的盒帶片，這讓張寶全不能接受，“也跟電影學院的教育有關，那時拍膠片電影才算作品，拍電視劇算你玩了一把，拍個盒帶隻能算末流，當時很多學生假期出去幹這種活掙錢，拍完了都不好意思署名。”年輕氣盛的張寶全最終與廠裏鬧僵了，前途就此改變。原本他畢業分配也是要來這裏，“論資排輩坐板凳，我想能拍片也行，但這事一弄就覺得不行了。”如果選擇去電視台，“無非也是到處拉讚助拍些你不想拍的片子，跟你學的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幹脆不幹了”。
1992年，張寶全決定下海經商，沒多久他就從自己的小生意裏掙成了萬元戶，“但還是不夠拍電影”，於是他決定“等掙到50萬的時候再回來拍”。然而世事多變，真賺到50萬時，張寶全並沒能兌現之前對自己的許諾，因為“等進入到商業圈子，你發現又是另一個世界”。張寶全說自己是相當隨遇而安的人，“當時都覺得海南是沒文化的地方，但我去了覺得也能待。”在不斷的奔波中，他也漸漸對電影有了不同的認識，“以前覺得港片都是爛片，但現在累了一整天，回了家還就愛看看港片。”張寶全開始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了電影的另一層意義，即“商業片的娛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