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山集中有關知玄與僧徹，隻有一首《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這首詩引起很多爭執，釋道源認為是指大達法師端甫，錢牧齋認為是知玄，張爾田則認為隻有僧徹才住過安國，但如果指張爾田曾駁斥《佛祖統紀》的記載，卻認為“知玄一傳，即出僧徹所述，事皆征信，不必懷疑”，甚實這兩篇記錄性質並無不同。
僧徹，似又不必稱其為大師。另外《別智元法師詩》，釋道源與錢牧齋都認為即是知玄，詩說：
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卻是楊朱真本師。
這首詩，馮浩、張爾田駁得很有道理：唐時女冠也稱法師，天下無雲鬢之和尚，故此詩必非贈知玄，而是贈女冠智元。但是，通過這首詩，我們也許更容易明了李商隱學佛學道、佛道交雜的原因。
以時代來說，唐代中葉，正是士大夫普遍學佛法的時代。
《癸辛雜識》雲：“唐世土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雲：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
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徐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製。
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為異也。”（《全唐文記事》卷一○七引）可以觀一時風會。在這個時代裏，不僅士人學佛，即使道教中人也常摭采佛理，以闡發道教宗旨，故《玉澗雜書》說：“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道釋二教，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詳錢牧齋《朱長孺箋注李義山詩序》（《有學集》卷十五），及張譜卷四。我認為安國大師可能既非知玄，亦非僧徹，而是安國寺紅樓僧廣宣。
廣宣事跡，見於昌黎、香山、夢得諸人集中；本詩題名奉寄，應該是長者，廣宣的身份正相吻合。據《新唐書·藝文誌》載，令狐楚與廣宣唱和，有詩一卷。或許李商隱早年在令狐楚幕中時，即曾與廣宣來往了，所以詩中有“憶奉蓮花座，兼聞貝葉經”之句。
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觀七篇之序自見。在這種風氣習染之下，義山要避免與僧人來往或研習佛理，本來就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就另一方麵說，唐代道教與佛教的界限也是非常清楚的：
信佛出家者稱為僧尼，信道者則為道士女冠；僧尼衣袈裟、剃發，道士女冠羽衣道服、蓄發作髻；僧尼住寺，道士女冠居道觀；道士女冠先隸宗正寺、後改司封檢校，僧尼先隸司賓、後改祠部；且道士有仕進之途，僧人則無。兩教也彼此相傾軋，最著名的就是唐武宗與李德裕因信道而發動的會昌法難，幾乎完全摧毀了唐代佛教徒辛苦建立的基業，使許多大宗派一蹶不振。李商隱親身經曆了這次法難，而他與李德裕、杜悰又有相當的關係，何以亦見《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七。案佛道兩教之諍論，由來已久，入唐以後，由於朝廷有三教講論的製度，民間的傳教活動中也不免有此混淆。因此到了唐期中葉以後，三教已經有逐漸融合的趨勢，以佛理說道家宗趣，隻是這種趨勢中一個常見的現象。同書同卷又載“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尚玄言，宗道釋二教，嚐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此與牛肅《紀聞》所紀牛應貞“學窮三教，博涉多能”（《廣記》卷二七一引）之類，也都顯示了這種趨向。另參龔鵬程《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1979年）、《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1983年）。
詳見張之淦《柳文探微小識》（《大陸雜誌》六五卷三、四期；收入《遂園書評彙稿》，台北：商務）“佛道不分”條。
還會在佛道交哄鬥爭得最激烈的時候，兼習二教呢？
原因可能就在“東西南北皆垂淚，卻是楊朱真本師”這兩句話上。李商隱一生屢以楊朱自喻，如《西溪詩》“苦吟防柳渾，多淚怯楊朱；野鶴隨君子，寒鬆揖大夫；天涯常病意，岑寂勝歡娛。”《荊門西下詩》“洞庭波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之類，均屬自傷之作，這在其他詩人集中是很罕見的情況。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李商隱本人特殊的生命形態中，有一種強烈的尋求生命之寄托的傾向。他常感身世悠悠，對於時間，尤有深刻的感愴，每每在物華繁盛時，便興起眾芳蕪穢、繁華消歇之感，像《夕陽樓》《嶽陽樓》《樂遊原》這一類詩，都是如此。他之傷春，而且以傷春作為人生的一種情調，也未嚐不是由於這種案：《通鑒》二四八會昌五年五月下：“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八月下又雲：“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此名為會昌法難，但會昌元年，帝已舉趙歸真等八一人建九天道場，親傳法籙，度明經、進士為道士；四年，又以趙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五年春，於尊號中中旨加道字。因此會昌滅佛，實由武宗主持，而趙歸真慫恿附會之。李德裕雖也信奉道教，自稱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又與杜悰、崔鉉，李讓夷等人率文武百僚上徽號，稱武宗為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然而與趙歸真不睦，會昌四年更曾上諫武宗不宜親近。且據《舊唐書·李德裕傳》載：“五年，武宗上徽號，（李）累表乞骸骨，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可見他對武宗的做法，也不是很讚同的。《通鑒》對此，記敘頗不盡合理實，既在會昌五年八月詔陳釋教之弊，毀佛滅法之前，夾敘一段李德裕請廢寺材修太廟；又在後麵記李德裕勸幽州使勿納僧人，且謂“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仿佛滅法之事，全由李氏主持發動，這是錯誤的。另外，會昌以後，滅佛的風氣及輿論，並未止息。宣宗四月聽政，十月即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大中五年，孫樵又上書請汰佛寺；六年冬十二月，中書門下又奏嚴禁私度僧尼；十一年，遣中使迎回會昌六年被流放的道士軒轅集；十二年，李義山死在鄭州,而次年宣宗即因為吃道士虞紫芝的藥而發疽崩。故義山奉佛最虔誠的這段時間，剛好是朝士奉道最熾盛、佛教勢力最黯淡的階段，更是兩教交惡最激烈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