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愛怨交織的地域感受在浙江人那裏則激蕩成了聲勢浩大的“浙江潮”：“其勢力大，其氣魄大，其聲譽大，且帶有一段極悲憤極奇異之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紀念。”浙江留學生對“浙江潮”的體悟還帶有十分明確的文化地理學觀念：“抑吾聞之，地理與人物有直接之關係在焉。近於山者，其人質而強；近於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蓋如是。其甚也，可愛哉浙江潮。可愛哉，浙江潮，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力氣，以日日激刺於吾國民之腦，以發其雄心，以養其氣魄。”
奇譎詭異的蜀中山川也布滿了20世紀的危機，所謂“雷霆鞠盍，飛電環身，山嶽崩頹，流石逼體”，所謂“劍關析斷”、“瞿塘怒鳴”，四川留日學生發出了“警告全蜀”的呐喊。
至於“平原無垠、泉甘草肥”、文明悠久的中州大地，也在走向現代的歲月裏日漸困頓，“溯諸秦漢以上，則不知其退化幾千億萬級！”“旅東同胞有慨於斯，組織《豫報》以作先導”，發出了振聾發聵的“鄉音”：“自今而後，吾河南文者憶過去之腐敗，當激其恥心；睹現在之危險，當興其心；更慮及將來之苦痛而矢其奮心。而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促黃河流域一部開化最早之民族雄飛於世界，不至與尼羅河流域之哈米低克族、印度河流域之阿利安種徒為後人所憑吊。”
幾乎每一份當時出版的以地域命名的同鄉會雜誌都以“發刊詞”、“弁言”之類的形式表達了留日中國學生的強烈的空間意識：對自己原初生存環境的關切和同樣強烈的憂患促使他們常常“精神還鄉”，從最熟悉的地方解讀危機，同時也設法汲取力量。在他們看來，正是這種“具體而微”的空間組成了當代中國最基本的生存環境，而所有這些來自於具體生存環境的真實最終決定了我們的命運與選擇。
下麵這個統計大約可以見出當時留日學界雜誌對於各自地域的重視。
當時“鄉土關切”的“盛況”：在大量的本省時政報告（以批評暴露為主）的烘托中，是一篇又一篇措辭激烈的“社說”、“時論”，它們悲愴地追憶地域的曆史與過去的榮光，痛陳現實的腐敗與晦暗；它們煽動衰歇的“民氣”，召喚飄失的“魂靈”。散布於其中的那些關於地理與文明的理性思考似乎是凝聚和升華這些激越情緒的力量，它提示我們在一個新的理論平台上建構地域與民族的未來，而那些由本省籍學人創作的大量詩文則營造出一個更加富有情緒色彩的世界，吟古詠今，直抒胸臆，這正是激情瀉導與鄉土認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人們在那時所大量使用的筆名，如壯夫、公猛、公勇、六郡莽男兒、鐵聲、鐵崖、鐵郎、磨厲、俠少、義俠、悲穀、痛生、晦鳴、思艱、孑遺、回天、補天……這裏既有深刻的憂患，也有奮發崛起的勃勃雄心。需要說明的是，在當時其他大量的非同鄉會刊物中，同樣也發表了為數可觀的鄉土、地域感慨，尚不在我們的統計之列。
除了這些同鄉會雜誌上的鄉土感慨之外，留日學生也出版了一些倡導各省“自立”、激發鄉土空間活力的著作，如《新廣東》、《新湖南》等。用當時一位廣東留日學生的話來說，就是在偌大的“中國”範圍內談論救亡難免空疏，“泛而不切”，所謂“見小者不可以語大，見近者不可以語遠”，“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親戚之急，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如何也。故窺視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為之倡，則其餘各省，爭相發憤，不能不圖自立”。“吾廣東人，請言自立自廣東始。姑名是議日‘新廣東’，以念我廣東人欲享新國之福分者。”我們注意到，同一時期的國內出版界，也出現了一些由各省士紳創辦的以地域命名的報章雜誌，如重慶的《渝報》（1897），成都的《蜀學報》（1898）、《蜀報》旬刊（1903）、《蜀報》半月刊（1910），西安的《陝西》（1909），長沙的《湘學報》（1897）、《湘報》（1898）等。在批評社會時弊、宣傳維新變法這方麵，這些雜誌與留日學界的出版物有共同的指向，都代表了中國近現代報刊的發展方向。不過，真正與留日學界這些由“圖畫”、“記事”、“時評”、“文苑”及各種“社說”、“論述”所組成的聲勢浩大的地域氛圍相比較，我們就會清楚地發現，來自國內出版界的聲音分明要平和、矜持得多，而聲色俱厲地痛斥現實、滿懷憂憤地注目於鄉土，處處以“警告”、“危機”、“痛吊”、“招魂”之語擊楫中流，作黃鍾大呂之聲的都是留日學界的出版物。而且後者的憂憤也更多地轉換成了對各地域“民氣”、“民性”及原有生命潛力的開掘和呼喚，這在國內的那些鄉土根據地倒並不多見。這個有趣的對比是不是正好說明，真正現代意義的地理空間意識的產生恰恰需要我們走出鄉土的束縛，在更廣大的空間世界裏獲得體會與認知，也隻有在與其他地理空間的比照性體驗中，我們才有可能更加切實地發覺自我生存環境的局限和困頓，同時也才更自覺地進行精神的返照，努力開掘自我空間的生命潛力。
出現在中國留日學界裏的這一地理空間體驗的追求在一些傑出的思想家那裏更是結出了寶貴的智慧之果。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了《亞洲地理大勢論》、《中國地理大勢論》、《歐洲地理大勢論》、《地理與文明之關係》、《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等重要論述，成為留日中國學界中最早係統闡述文化地理學思想，並以此展開對中國文化地域性研究的第一人。後來出現在各同鄉會雜誌上的文化地理學論述，都明顯地保留著梁啟超這些主要觀點的痕跡。梁啟超的這些研討既不同於中國古代從《禹貢》到《史記·貨殖列傳》的自我疆域檢閱，也不同於近世魏源《海國圖誌》-類的對純地理意義的異域空間的發覺。梁啟超第一次將對異域空間的認知納入到世界意義的地理分割當中，即中國不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國以外的世界也不是渾然一體而是各不相同的地理空間的組合；這種地理的分割不僅具有物理的意義，而且更具有文化的意義，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一係列的精神氣質上都呈現出了巨大的差異，而西方文明內部的民族精神也各有不同；這種種的差異又都可以從“地理”的角度尋找到解釋，這也就是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梁啟超還將這樣的研究方法加以係統的總結，並運用到對中國內部各地域文化的分析、思考中。
梁啟超這一代留日學人的文化地理學思想一方麵固然有來自西方和日本的影響，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中國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地發覺了自我生存空間的有限性以及外來強勢力量的威逼與擠壓。所謂“渾圓球上六大洲中，其五已入歐人之懷，所餘者惟亞細亞而已”，而“亞細亞洲麵積十分之五有奇，人口十分之四有奇，既已落入歐人掌握中矣”。正是這樣的危機啟發梁啟超格外關注地理空間與人的生存發展的關係，並嚐試從地理的角度重新解讀中國文化。
由梁啟超所開啟的這一現代中國的文化地理學思潮以後在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著述中也多有體現，而章、劉二人又都曾東渡，在日本遊學或講學。所有這一切，都同樣深深地聯係著魯迅這一代中國留日學生的人生體驗：他們也同樣經受了這樣的地理分裂與空間擠壓，並且置身於由各種同鄉會刊物所營造出來的濃鬱的鄉土關懷、生存反思的氛圍之中，這，不能不在他們的感受方式與思維方式中打下烙印，並最後體現為一係列的文學選擇。
對“世界”的這種意識是打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眼界和思想的基礎，晚清一近代如此，到後來的新時期也是如此。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意識發展成為一種聲勢浩大的“走向世界”的訴求。
“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剛剛結束十年內亂的中國急欲融入世界，追趕西方“先進”潮流的渴望。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乃至中國學術界“走向世界”呼籲的背後，是整個中國社會對衝出自我封閉、邁進當代世界文明的訴求。在全中國“走向世界”的合奏聲中，走向“世界文學”成了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一推動力”。樂黛雲先生1988年回顧“近五年”的學術發展時不無激動地說：“有一批青年學者，他們以紮實的科學知識、嶄新的知識結構、深邃自由的思考、初生牛犢的朝氣以及敏銳的文字表達能力，在近五年裏穿透了前人五十年的思考曆程，到達了國際學術界思考的前沿，找到了與國際上的思考者對話的途徑。他們正在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有個比較，的問題。”這裏所謂的“青年學者”主要是針對比較文學界而言，然而，它顯然也同樣符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基本情況。在新時期，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勃興幾乎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完全同步，而且彼此形成了最親密、最默契的配合關係，就是這樣的關係，在很大的程度上強化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走向世界”為己任的基本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