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方陣
作者：張文東
編者按：本文及以下的三篇文章是一組高校教師針對當前文學現狀有感而發並相對集中在一個話題內的學術研究論文。長期以來，似乎有一道無形的牆，把牆裏那些研究文學的高校學者與牆外熱熱鬧鬧的文學現實遠遠地隔開，久而久之，牆裏和牆外便都養成了一種自說自話的習慣。所謂文學研究或批評，如果不能及時及物地與現實文學保持密切的關係，其所謂成果也隻能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空中樓閣，自然也更談不上“擔當社會責任，推動學術繁榮”的宗旨。因此，在當前文學走進大眾消費時代並遭遇到種種困境的背景下，我們希望牆裏的學者與牆外的作家一起來共同探究文學的規律，尋找擺脫困境、促進發展的出路和方式。在這組文章中，東北師範大學的一批學者以“詩性”作為共同的話題，結合自己的學術思考，重申文學及其批評的詩性，對當前的文學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建議。
自本期起，本刊將不定期推出《學術方陣》欄目，約請一批有研究實力的高校組織相關學者就某一個話題集中發表學術見解，以期達到學術成果的集約化和學術效率的最大化目的。
摘 要：文學的本質是詩性的，這一本質與文學作為人學的本質規定性相統一，體現為人對自身存在的全麵觀照、深刻的生命體驗以及雋永的心靈感悟，並在同樣的意義上呼喚著詩性的文學批評。因此，走進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及其批評，盡管遭遇到了種種衝擊與困境，但都不應該是物性的，而應該始終保持其詩性的品質。
關鍵詞：詩性；人；文學；批評
不算誇張地說，當下的文學已經遭遇了巨大的艱難和危險，因為從上個世紀以來，我們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但對於文學來說可能是某種悲劇的時代：知識和寫作從未像現在這樣泛濫性地普及過，新媒體的開放與自由讓所有人都有可能成為詩人和作家，日常生活也被賦予了可以無限放大的美學意義，一切流行的藝術創作與接受幾乎都在大眾文化的意義上成為一種消費行為。而這些則使文學在其所謂“疆界”極度擴張的同時，日漸模糊了自己的模樣和本性，甚至陷入了所謂“死亡”或“終結”的危言與困厄之中。當然，造成這種困境的背景很複雜，從個人到社會，從生產到消費，從政治到文化，很難也不可能一一解釋清楚，但在我看來，也許有一點至為關鍵，那就是文學“詩性”的缺失，以及同樣缺少了“詩性”的文學批評。因此，走進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如何仍可以成為文學？或應該成為一種什麼樣的文學？以及在這個消費時代裏如何來解讀和評價文學？我想，這些都必須回到文學的本性即文學的“詩性”本質上來看。
一
“詩性”是一個含蘊豐富、寓意深刻但卻頗為模糊的概念，似乎很難給出一個科學的定義，不過維柯在《新科學》裏提出的“詩性”以及“詩性的智慧（PoeticWisdom）”等範疇，還是可以被視做一種淵源。維柯指出，在原始人那裏，“因為能憑想象來創造，他們就叫做‘詩人’，‘詩人’在希臘文裏就是‘創造者’”，因此，所謂詩性的實質，就是人的“憑想象來創造”的思維能力和審美行為，而所謂詩性的智慧也一樣，就是原始人類“憑想象來創造”的認知思維方式。維柯強調，人類這種“最初的智慧”所使用的是一種“感覺到的想象出的玄學”，原始人盡管沒有推理的能力，“卻全身是強旺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象力”，因而“這種玄學就是他們的詩”，即他們“詩性的玄學”，同時這種“粗糙的玄學”便是詩性智慧的起源。“從這種粗糙的玄學，就像從一個軀幹派生出肢體一樣，從一肢派生出邏輯學，倫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全是詩性的；從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學……這一切也全是詩性的。”①由此，我們可以明確體會到，早期人類這種詩性的智慧的本質，就是人的想象力和創造性，不僅內含而且派生了後來所謂的審美思維或藝術思維，因此所謂詩性，一定是確立在“人”的意義上的，是人在與外部世界之間發生關係時對“自我”的一種特殊發現和驗證，是人以其獨有的想象和創造對世界和自我的一種重構和重建，並由此成為一種包含了人的全部本質性的特殊審美範疇。
這種淵源和內涵的梳理，實際澄明了一點：詩性不是“詩”，也不是“詩化”，盡管詩性常常會在“詩”中相對凸顯甚或借助某種“詩化”的形態有所體現，但我們所強調的詩性，並不是指某種具體的藝術樣式或藝術手法，而是一切藝術都必不可少的某種審美意蘊和精神品格，是藝術品在本原意義上的具有某種抽象意味的內在品質這很像海德格爾所強調的“詩意”。海德格爾認為，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但並不是說一切藝術都是詩歌或歌唱意義上的那種詩，而是說所有的藝術都具有某種“天性”即“詩意”。“語言本身在根本意義上是詩。因為現在語言是那種發生。在此之中，存在物作為存在物才完全向人們顯露出來，所以詩，或者狹義上的詩意在其根本意義上是詩意最本源的形式。語言不是詩，因為語言是原詩；不如說，詩歌在語言中產生，因為語言保存了詩意的原初本性。”因此，“藝術是真理設入作品，是詩。不僅作品的創造是詩，而且這種作品的保存同樣也是詩……藝術的本性是詩。詩的本性卻是真理的建立”②。同時，海德格爾還強調，藝術源於一種“存在之思”，而“思”也是“原詩”，“在思中，在成為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在其家中住著人。那些思者以及那些用詞創作的人，是這個家的看家人”③。所以，從維柯到海德格爾，實際上給我們闡明的，都是這樣一種作為藝術的“本質”而不是其樣態的詩性。
回到文學的意義上來說，文學的本質是詩性的。文學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特殊方式與產物，所麵對與描述的，都是人關於自身的發現與驗證，即關於生命的感悟和體驗。無論作者以何種形式或如何將現實生活形象化或將主觀想象現實化，其實質始終都是一種特殊的“人”的存在，以及“心靈性”的存在，所以中國古代一直講“文，心學也”（劉熙載《遊藝約言》），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劉勰《文心雕龍 原道》），談“大道無形，惟在心心相印耳”（袁枚《隨園詩話》）。故無論是言誌還是緣情，中國文學的主體始終是人的、心靈的存在，而其最高境界也在於“能表現人之內心情感，更貴能表達到細致深處”④。因此，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我們所強調的文學的詩性便可以這樣來稍加明確了：它是“存在之思”意義上的“詩”的存在，是“憑想象來創造”意義上的“人”的存在，是“以心印道”意義上的“心靈”的存在。這種詩性要求文學起碼應該具有幾個內涵：具有對人自身存在的全麵觀照，並能將這種觀照化成作品內在的思想深度；具有對人的生命的深刻體驗，並將這種體驗化為作品內在的精神品格；具有對人的心靈的細膩體察，並將這種體察化做一種特殊的情感力量。同時，它還應該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強大的創造力，要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之外，為我們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由此可見，所謂詩性並不來自作品的語言、韻律、手法以及其它形式，而是來自作品對人的存在及其全部價值的追問和發現，來自其反映人生及其本質意義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所呈現出來的深刻的生命體驗和雋永的心靈感悟。因此，即便是在那些力圖還原曆史人生景象的敘事作品當中，這種詩性也不是以曆史學家、經濟學家乃至思想家的麵目出現，而仍是以一種強旺的生命力去感受包括自己在內的人的外在生存、內在生命以及精神存在，並以一種同樣具有生命力的形式將之真實地呈現出來。所以，當我們確認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具有某種詩性的時候，其實並不是指它具有了某種詩的語言或外形，而是指它與我們的生命體驗和心靈發現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審美結構，即呈現出人的“詩性存在”。
當然，這樣學理化地理解詩性這一概念，可能並不能還原甚至還有可能損害其本身應有的全部“詩性”，而且，就像我們總是不能用“文學性”來完全解釋清楚文學這回事一樣，詩性的概念裏甚至也包含著許多隻能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意蘊，比如美的意象或意境、心靈的體驗以及生命的感悟等等。因此我想，不妨舉個例子來體會一下詩性在文學文本中的具體體現：沈從文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尤其是他的“湘西小說”如《邊城》等，故事雖簡單明了，敘述也樸實無華，但卻被稱讚為清新、自然而富有詩性。那麼造成這種詩性的究竟是什麼呢？是其散文詩化的結構，或是其自然流暢的語言？在我看來恐怕都不是，倒是當年李健吾的解釋也許算是真的一語中的，他說：“有些人的作品叫我們看，想，了解；然而沈從文先生一類的小說，是叫我們感覺，想，回味……猶如唐代傳奇的作者，用故事本身來撼動，而自己從不出頭露麵。”⑤所以，理解所謂詩性並不難，因為它常常不過就是我們自己心中的某種感悟和體味而已，真正難的，則是我們可能時常會遺忘這種本不可或缺的創造和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