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鄉土題材作品的考察與批判
創作研究
作者：任美衡
摘 要：茅盾文學獎的鄉土題材作品形成了獨特的鄉土意識，主要表征為騷動的時代情緒、焦慮的現代化想象、矛盾的價值取向和曖昧的家園意識，通過分析與批判它們內在的涵義，可以把握近三十年中國鄉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精神軌跡及其變遷，從而為未來發展提供鏡鑒。
關鍵詞：茅盾文學獎 ；鄉土題材； 鄉土意識
在七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鄉土小說占了9部，①達總數31部的29％以上，盡管它們聚焦的是20世紀特別是新時期以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革及其精神狀況，但仍然呈現了迥然相異的美學風貌，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鄉土意識。
一 騷動的時代情緒
在茅盾文學獎鄉土題材的獲獎作品中，不但如實還原了魯迅《故鄉》裏鄉村的原生態，而且還以之為“鏡子”，深刻地映照出了鄉村的破碎、騷動與不安。
（一）這種騷動既有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重大曆史事件在鄉村上空的回響，也有巧取風水地、惡施美人計、孝子為匪、親翁殺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等冤冤相報代代不已的鄉村活劇；既有改革開放對鄉土的詩意和牧歌情調的破壞與摧毀，也有在時代的召喚下農村被迫進行道德、規範、秩序及倫理的重建；既有物質的豐富及其所帶來的欲望膨脹、世風日下的殘酷，也有在“民族的文化變遷中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彰揚”；既有新時期以來中國農村的生活場景、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及他們的生存狀態之強烈變更，也有芸芸眾生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的常態；還有勞動與愛情、挫折與追求、痛苦與歡樂、日常生活與精神信仰的錯綜交雜，深刻地展示了古老的土地在時代大力之下壓扁屈曲，在新生的陣痛中戰栗著。
（二）這種騷動還體現在鄉下人的狂歡化。在意識形態、市場經濟、消費文化和其它社會潮流的拷問之下，鄉下人不管是被迫還是自願都疏離了那種沈從文式的自然、優美、健康而又不悖於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者在與社會、他人對立的困境之中，飽受生命、精神以及物質的煎熬，個人在作困獸般的突圍時，隨著焦慮感和孤獨感的淤積，產生了諸如受虐、施虐以及瘋狂的幻覺等心理變異，②如黑娃、白孝文、秦癲子、嶽鵬程、張引生等人；或者表現為列斐伏爾所描述的“欲望的畸形膨脹”現象，他認為，現代日常生活是一個以充分製造與滿足消費欲望為特征的、令人騷動不安的世界，一個令人喪失批評的“苦惱意識”與反抗能力、僅僅追求“快樂意識”的單向度的社會。③這種異化情形使鄉下人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無節製、非理性的瘋狂之中，他們已經完全拋棄了傳統社會所加諸其身的道德戒律及做人哲學，以自己過度需要為指向，不擇手段地掘取權力和財富，導致精神和肉體的委頓消亡。④這種狂歡形式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展露，在許多平凡人的身上，也不乏隱蔽的、但不可抹殺的理念，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孫少安，《黃河東流去》中的徐秋齋、李麥、海長生、藍五等不同性格的農民，他們以驚人的力量來反抗強大的、不可比擬的“惡魔性”，因此，這種狂歡反而部分地抵消了它的非理性因素，並產生了積極的力量。
（三）這種騷動還表現在都市性對鄉村的侵入。在20世紀文學史上，有很多作家都寫到了鄉村與都市的對立，並表達了鄉下人的精神堅守。然而，這種堅守又是非常痛苦和艱巨的，都市因素以不可阻遏的趨勢強烈地置換著鄉村，都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人文精神、風俗習慣潛在地滲透並改變著鄉村的性格。茅盾文學獎也注意到了鄉村的這個趨勢並進行了有力的接續。通過《平凡的世界》《騷動之秋》《秦腔》《湖光山色》以及《額爾古納河右岸》等文本，可以發現作者在樸素的敘述之中所暗含的隱憂：鄉村正在逐漸退化。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虛偽、文化的解體、對新奇無休止的迷戀、精神的玷汙、腐敗的盛行、崇高的淪喪、墮落的狂歡化、道德的荒蕪、良知的缺失、理想主義的虛偽等，⑤如《平凡的世界》哀傷地傾訴著黃土地上的人們離開了黃土地上的生活，平靜、安逸便一去不返，貧富差距驟然突變，世風日下，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正如盧梭對現代社會的批判：在文明社會和文明人那裏，流行和追求的是一種邪惡虛偽的共同性即社會性，民眾聽從習俗和禮節的擺布，追求虛榮華貴，不聽從自己的天性，每一個人的精神都仿佛是從同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再沒有誠懇的友情、再沒有真正的尊敬、再沒有深厚的信心了，懷疑、猜忌、恐懼、冷酷、戒備、仇恨與背叛隱藏在禮儀那層虛偽的麵紗下麵。都市的毒素，如物欲、苟且、空虛、頹廢等等世俗化與商業化的“惡之花”，也引起了農村的基因突變，使之非“鄉土化”了，都市的“假象”卻置換為鄉村的“本質”，由此，鄉村被無限地擴大卻又被非理性地遮蔽了。
如賈平凹用“浮躁”來概括80年代的中國氣質一樣，由此也可以認為，騷動已成為茅盾文學獎審視當今鄉村的一種主要情緒，它不僅烙印了當下，而且還蘊含了深刻的曆史及其傳統。
二 焦慮的現代化想象
全球化的衝擊，廣泛地改變了當今中國的方方麵麵，也深刻地影響著茅盾文學獎對鄉土現代化的認知。
（一）對鄉土現代化之途徑的想象。孫隆基在講到中國的文化與社會時，指出了它的“深層結構”具有靜態的“目的”意向性，即中國人的“良知係統”在個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與“安心”，在整個社會文化的結構中則導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團結”，而其政治之意向亦為“鎮止民心，使少知寡欲則不亂”。⑥這種“穩定”在麵對著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時，也產生了深刻的震撼與變更。英國學者戴維 荷爾德說過，全球化是一個體現社會關係和交易的空間組織變革的過程，此過程可以根據其廣度、強度，以及其影響力來衡量，並產生了跨大陸與區域間的流動與活動、交往與實施的網羅，它包括各地區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科技、安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的相互聯係、影響製約，因此，在遭遇全球化的衝擊時，鄉土也被迫地進入了這個進程。不過，在茅盾文學獎的想象之中，中國進入全球化的途徑卻是激蕩的、甚至帶有“革命”的性質。從《白鹿原》《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等作品來看，鄉土要走向現代化，必須要通過戰爭、革命、暴力、運動等，才能夠予以實現；它必須打破鄉下人的穩定狀態，使他們不斷地流動，脫離曾有的生存根基，在新環境、新現實麵前，尋求生存機會，這種苛刻的“被逼迫”使他們徹底與過去道別並割斷血緣的關聯性，然後重建自身的意義，重建個體哲學，重建鄉下人的主體性，以此達到鄉土現代化的境界。
（二）對鄉土現代化美好前景的想象。長期以來，由於中國處在東方主義的“偏見”中，被西方認為“聚集了人類的罪惡，落後、野蠻、墮落、腐朽、踐踏生命、愚昧無知”等，因此，在麵對著現代化這個不可逆轉的進程時，文學也對鄉土展開了充滿熱情的想象，它以現代化為基礎，但更充滿了一種詩意的棲居。⑦不過，茅盾文學獎則充滿了二重性：一是對宗法製鄉村的複古，田園風味和牧歌情調成為它們深在的示範，許多作家以之為內心的最高標準來想象鄉土現代化的“應該性”，盡管在理性上作者們也認識到倒退是不可能的，所摘取的對過去的鄉村的留戀，無非是為未來鄉村提供一種標準，如賈平凹在《秦腔》中對日漸消失的鄉土風俗的挽歌、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麵對農村人際關係的感慨。二是借助於當今的意識形態策略，推進鄉村的現代化實踐，它包括農村環境的優化，良好的社會環境、風氣，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豐富的物質基礎，完善的社會保障，從而全麵實現人的發展，如《秦腔》更側重於在物質的變更中如何重建精神的天堂，使之能與時俱進；《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親情的回歸、人性的複蘇等都從各個方麵印證了作家們的未來期待。在他們的潛意識裏，這種現代化既是技術性的，借用政治術語來說，應該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⑧同時這種想象又是具有理論性的，它指向生態文明的途徑，從而消除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