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子十七年散文新論
散文藝術譚
作者：張芳芳
摘 要：菡子作為十七年不可多得的專司散文創作的女性作家，雖然自覺地皈依時代的主流言說，但在不經意間，自己的性別“本能”便會遊離出來，影響著自己的認知與表達，泄露出些許女性的“秘密”，顯現被遮蔽的自我，從而為十七年的文學增添一絲絢麗。
關鍵詞：菡子；十七年；散文；女性；言說
十七年中，女性創作同時代文學主潮一樣，因時代共同想象的需要而被統馭，籠罩在濃重的英雄主義和自強奮發的氛圍之下。民族意識、新中國意識作為她們生活與思想的支點，支撐了她們的寫作，但又不可避免地衝淡和遮蔽了她們的個性意識、性別特征，由於心理素質、生活視野、思維方式的獨特性，免不了要以女性獨具的藝術氣質和方法感受生活、觀察世界、分析人物。女性視點的介入必然會對敘事進行或多或少的幹預。可見，身為女性，菡子又怎可能成為無性別之人而進行生活言說與情感傾訴呢？
這一時期，高漲的民族自豪感、充沛的英雄激情彌漫全社會。與當時的整個文學動向一致，女性創作也反映出當時新中國成立後女性追隨時代的自我表達。她們作品的“硬度”在這種特定的曆史背景下，生成與存在是正常的，亦有其合理性。菡子身臨其境當然也不例外。菡子記錄了十七年她的生活，雖然瑣屑、平凡（這也正是散文魅力之所在），但真實。她在《自序》中說：“我寫的故事大多都確有其事，我不是文抄公，但是一個忠實的‘錄事’，隻是多一份激情，我會寫出山水、人情的生命力；我的祖國六十年中的變遷，雖然含辛茹苦，卻總在躍然前行。”“愛國愛民成了我終身的命題”，菡子在作品中表達了“一個個英雄的群體”，還能夠聞到“家園”裏“泥土的氣息”①。
特殊的年代，女性雖然喪失了一些個人表達與表達個人的衝動，但時代仍為她們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她們反映朝鮮戰爭的刀光劍影，表現人民大眾的苦難和激情，表達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及對建設者的歌頌……對時代發言，正是女性解放和獨立的標誌之一。即使這樣，個體是存在的，性別也是無法掙脫的。菡子在表達集體意識的同時，還是有意無意地把散文轉向自我，用較具女性化的自我意識去撞擊時代的風景，去叩問民族的心聲，進而尋求個體與國家之間那份內在的巨大張力，從而找到個人切入時代、女性深入社會的入口。
一 “我就是我”：女性自我的有限表白
十七年這個話語空間，容納了五彩斑斕的內涵，譬如新中國建設、朝鮮戰爭、革命曆史回憶等，當然這些都是在新中國文藝使命的沐浴之下展開的。在此語境下，表現女性和戰爭時，我們聆聽到的常常是英雄主義的頌歌。然而，“性別”作為一種存在，卻是無法掙脫的，總是在不經意間逃出來，影響敘述與表達。同樣，在菡子散文的字裏行間，似乎處處都有女性氣息的潛藏，盡管氣味不太濃鬱，但飄灑了十七年散文苑香中的一縷別致。
菡子的生活，大致有新四軍、抗美援朝的戰爭經曆，農業（包括農村和農場）生產和在國外的參觀訪問等，這些在其散文中都有體現。她的散文記錄了一個女性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足跡。菡子融入了時代的大合唱，但她並不躲避自己的性別與個性，也不回避一己自我真實的生活經曆和真切的感情體驗，讓自己並不簡單地成為時代話語的客觀對應物。女性的直覺、天性使菡子關注的視角、關注的對象與男性有著天然的不同，她點滴記錄了很多女性，關注與表現的重點是女性。其作品大多是女性的生活與情感的表露，即使戰爭中，也總有一個女兵存在，如《從上甘嶺來》、《和黃繼光班相處的日子》等，因為她就是一個女兵。
菡子的散文似乎無處不透露著女性的氣息。作者截取了一些女性的形象鑲嵌在自己的畫麵裏，可她並不在其散文裏描繪女英雄有多偉大，鐵姑娘有多堅強，而隻是書寫一些再普通不過的時代浪潮中女性的本真存在。《鄉村小曲》中的來友大姑，雖然是被上級派下來的，但沒有傳奇的色彩，沒有偉大或者英雄的光環，隻是從最初級的農活做起。來友大姑住得很簡陋，整個空間隻能容得下她一個，抬頭會碰到，抬腳會踩到，然而：“她居然還在床頭牆上拾掇了一塊地方，貼了一張《雪夜出診》的名畫，這點詩意，在那個環境不能不讓人側目。”“一上來，她手忙腳亂。”原來每個人的開始都是笨拙的，作者沒有神化筆下的人物，從來友大姑的“鋤歩”、“扁擔”、“喜雨”、“收肥”、“內外科”、“梔子花”、“窗花”、“再見”等一係列普通的適應；從來友大姑到達後的安排、然後學習農家活兒、從拿筆到拿鋤，到她治好了別人羞澀的笑……終於成就了她在農村的成長曆程，成為一個合格的有文化有技術能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新型勞動者形象。而她的鬥室裏常有新的擺設：泥塑似的菱形的山芋、象牙雕似的黃芽菜的心、百合花似的穿成一串剛露芽的蒜瓣則昭示了她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貨真價實的女性。
由於身份的關係，菡子常常會跨過國界接觸到不同的人民，這拓展了菡子的下筆視野。在《記與拉伊薩 奧斯特洛夫斯基卡婭的會見》中，本是參觀奧斯特洛夫斯基故居與憑吊奧氏，但奧氏的遺孀卻成了主人公。作者眼裏的她，“有一些特別屬於拉伊薩自己的東西”，“眼睛柔美但從不表現憂鬱”，談起工作總是沉醉不能自拔。可是，當“我”羞澀地提出她與奧氏私人間的話題時，“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緊，我第一次看到她頭上的白發，我們彼此凝視著，我更感覺到我們內心的接近”。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靠近，還需要說什麼呢？失去愛人，愛的天使折斷了翅膀，那是怎樣的痛，還需多言麼！全世界的女性就算有再多的不同，而愛卻是沒有國界的。《母親記柳鮑芙 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裏麵，菡子記錄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母親：她沒有完全拒絕崇高，因為那個時代崇高的人太多，容不得你不提。菡子說這是“一個高大的母親，無論坐著或站著，都使人感覺到麵前有一座動人的塑像，呈現著力量，並向人親切地召喚著什麼”，但最後卻說這是一個無限樸素和真實的人。從這裏我們領略到了，什麼是母親的喜悅，什麼是母親的安慰，什麼叫母親，什麼叫真摯的感情。
十七年太多的是歌頌，不論是楊朔的“從生活的激流裏抓起一個人物，一種思想，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片斷，迅速反映出這個時代的側影”②，還是劉白羽的政治激情，都留下了深刻的時代烙印，一種特有的時代精神。當時，許多作家從一己的悲歡中掙脫出來，抖落了昨日的一身灰塵，與祖國一同走入新時代，投入了社會的洪流，走上新的路程。而這一變化似乎可以這樣定格：文學走向新時代不再是抒發自我感情的手段，而是參與革命的一種方式；在走向社會的途中，作家由“自我”融入“大我”，在藝術本體與社會本體之間，作家義無反顧地傾斜於後者。
在時代的洪流中，菡子關注女性的存在，但她並沒有淹沒在那個“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時代氛圍裏，用女英雄女模範來模糊個人的性別，相反的是，當她被模糊時，她還要清晰地再使其出露。《春節》裏，我被好心的大娘當做男孩子，17年後我似乎是不經意地說起，但是，真的是不經意麼？其實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是對自己性別被誤認的齟齬。她在自序中說：“有時我們彼此忘記性別，但相處久了，怎麼能忘記我是一個女性呢？”③關注女性的生活情趣，用女性的視角與情趣去關注生活，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