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代著冬的小說《靈雀》及其它
批評與闡釋
作者：張歎鳳
摘 要：第代著冬的小說創作引人注目，繼沈從文後，著力描寫川湘黔交界處邊民、苗民的鄉居生活。《靈雀》、《鷹隼》等作品“最出色的創造”在表現“生命意誌的豐盈與不可毀滅”，並將“草木碩大”的審美觀念自然體現於行文，將奇與詩熔為一爐，對現世因襲生活形成某種反諷，以小說呼應天籟之聲。
關鍵詞：第代著冬；《靈雀》；苗；豐盈
一 “第代著冬”，“草木碩大”
從上世紀90年代伊始，就不時在《四川文學》、《紅岩》等雜誌上見到用“第代著冬”這個奇怪筆名創作的小說作品，往往是川東（川渝）邊壤鄉城的題材，寫得質堅而靈動，穿越時空，有一種煥然的詩意。現在作者出版了他的長篇力作《靈雀》，描寫那個古老而邊遠的多民族雜居並日趨同化的山鄉，銀匠蘇柏度曆盡一生終於打造出了失傳已久的頭飾靈雀。靈雀迎風，萬籟俱寂，那種天籟機杼之聲引發了山民的讚歎乃至傾倒。
“第代著冬”，這有什麼意思呢？這是作者的筆名，也是作者作為一位少數民族作者在本民族的稱謂。“第代著冬”，也許這是苗語裏一句含義深刻或有寄托的話，如同春播秋收，苗木蓊鬱，子息繁衍，銀匠的製造聲令山寨心跳。
第代著冬的小說建立在堅實的生活基礎上，但他更加傾心於詩意與神奇的描寫，他的行文語言有一種天然的諧趣。沈從文無疑是第代著冬的前輩與偶像，這不僅在他們身上都流淌著苗人的血液，更取決於對世界的態度與文字的追求。同沈從文的湘西鳳凰毗鄰，作為川東一邊生存的第代著冬，視角並無時空殊離之感，他筆下的“走馬鎮”、“桑耳寨”，亦回蕩著鳳凰邊城一樣的生命抒情交響曲：
他從楚家大院出來，沿著石梯往上走，大約是到了秋收的季節，場上的人流明顯比以前多起來。好像整個九月，走馬場上都沒有空閑過，到處堆積著很多人影，有交租的佃戶，有賣洋貨的外地人，也有押牌九的賭徒和喝醉酒的瘋子。今天的情形與往常差不多，蘇柏度從人流中穿過戲台前的小廣場，路過酒樓，到了楚家當鋪。他站在高處看了看天色，還早，他又折返身，往下場口的拉拉渡走去。
上午，拉拉渡不斷有人過河。
水老鴰拉動鋼纜上的竹手笊，把行人從油坊邊的銀杏樹下渡到場口這邊，又把危岩下等待的人送到河的對岸。有哺乳期的女人上船，水老鴰就從船篷裏抱出撿來的女嬰，托她喂奶。女人解開側麵的紐扣，把一隻腫脹的大奶遞進女嬰的嘴裏，陽光投射到女人的奶子上，濺起一片白花花的光芒。女嬰大口吸著甘甜的乳汁，發出暢快淋漓的咕嚕聲。
同沈從文有所不同，第代著冬的場鎮生活並不是故事中心，他刻意描寫的是那些更加僻遠的山寨、苗鄉，那是沈從文生活領域的邊緣，多屬於“眺望”與“想象”的場所。沈先生說：“地方既在邊區苗鄉，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觀影響到一切人，形成一種絕大力量。”（《湘西 鳳凰》）這所謂“絕大力量”究竟如何，這些人的生活細節如何鋪排，沈從文僅用傳奇與側寫給了我們一個粗線條輪廓，如《一個女大王》以及“落洞”故事等，好看，但看似神話。第代著冬的成就在於第一次以細膩的筆觸與正麵的表現，展示了傳說中“人神合一”、“半人半巫”這一遠山（巫山山脈）群體生活的真實性與詩意，也即其自在性。
第一部描寫苗人山居生活與曆史遷演的長篇小說我們似乎可以用這樣一個簡單結論來指代《靈雀》，但這樣說遠遠不足以概括小說的題材與魅力。而且我們發現，第代著冬似乎並不強調自己的苗族身份，他在小說中對此族域也並不特別強調和渲染，似乎他的藝術主張不在於此？
我們似乎還是應該從沈從文的研究入手找線索，從他的《苗民問題》等文章看起，如先生所說：“對於苗民問題的研討，應當作一度曆史的追溯……這種舊賬算來，令人實在痛苦。”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這篇散文中，沈從文寫道：
“看到日夜不斷千古長流的河水裏的石頭和砂子，以及水麵腐爛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觸著了一個使人感覺惆悵的名詞。我想起‘曆史’。一套用文字寫成的曆史，除了告給我們一些另一時代另一群人在這地麵上相斫相殺的故事以外，我們決不會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這條河流，卻告給了我若幹年來若幹人類的哀樂！小小灰色的漁船，船舷船頂上站滿了黑色沉默的魚鷹，向下遊緩緩劃去了。石灘上走著脊梁略彎的拉船人。這些東西與曆史似乎毫無關係，百年前或百年後皆仿佛同目前一樣。他們那麼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是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為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在他們生活愛憎得失裏，也依然攤派了哭，笑，吃，喝。對於寒暑的來臨，他們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時交替的嚴肅。曆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曆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
我不避繁冗抄下這段行文，不僅在於沈從文筆下的景物與我們作者的描繪本身吻合，同疆同域，更在於，這段行文差不多竟可作為《靈雀》一書讀後的解釋與感想。第代著冬未必是有意借鑒沈從文，他的文筆雜取諸家，已成自己的風格，不否認有一些“阿來”，也有一些“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但更多的是他自己，是他作為一個苗族後裔、遠山孩子長成的作家的心智與情感方式。他不大肯提及自己的族別，我想，這除了苗人曆史原因（包括隱痛）本身相當程度上的同化關係外，相信漢語文學審美的同構與人性世界的趨一性，應該是他的主因。他寫的是人，不僅是苗人。這如同叔本華所論：“看到一處美麗的風景能讓我們感到分外愉快，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看到了大自然普遍的真理和前後一致。”①而“文學家把我們的想象力活動起來的目的卻是向我們透露人和事物的理念，也就是通過某一例子向我們顯示出人生世事的實質。”②第代著冬的“桑耳寨”、“阿依河”、“走馬鎮”，人物靈動，世事變幻，哀樂相生，正是揭示了這樣“大自然的普遍真理”與“人生世事的實質”。故而不論何時，少年，老年，苦難，幸福，銀匠傾注智慧與感情鍛擊的聲音總能使人翹首張望，心醉神迷：
溝穀對岸的虛樓下響起銀匠鍛打銀子的聲音，那是多麼清脆好聽的聲音啊，它們浮在野蟲子和狗的叫聲之上，隨著藍色的夜霧升起來，又嘩然一聲，像密集的雨點落滿屋頂、籬笆和村道。
社員們走出房門，站在院壩上對著溝穀瞭望。
“你們聽，空中滿是銀匠歡快的聲音。”
“即使伸手不見五指，我也能看見他翻飛的小錘像小鳥一樣機靈。”
“他真能打製出傳說中的靈雀嗎？”
“說不清楚，我們等著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