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瑞
2000年11月《北京青年報》刊發了《張寶瑞：我們走過的文化饑荒年代》的報道之後，在社會上引起了更大的反響，我創作的文革手抄本《一隻繡花鞋》越發為人們所關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隻繡花鞋》都高居全國文學圖書類銷售的榜首。
但是，那段時間我正經曆著一生當中一段最為痛苦的時光，因為我的母親由於患癌症在朝陽醫院住院治療。我是最愛我的母親的，她對我走上文學道路有著很大的影響，可以說，沒有母親的教育，我不會奠定堅實的文學基礎，也寫不出像《落花夢》這樣的作品。所以，母親病危，無疑對我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母親是2000年10月底住進醫院的，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正是我創作的《一隻繡花鞋》正式出版後的幾天。12月中旬，母親在醫院裏度過了自己的生日，一家人為她好好慶祝，她很高興也很滿意。12月初，她的病情已經開始明顯惡化。此時，盡管“文革”時期在鐵合金廠當爐前工時辛苦創作的小說《一隻繡花鞋》正式出版，而且在社會上取得了巨大的反響，但是，母親的病危卻已經使我無暇來體會《一隻繡花鞋》帶給我的喜悅。因此，對於眾多媒體的采訪，我當時的心情很複雜，希望的是把更多的時間用於對母親的護理上。但我也是記者，深深知道采寫好一條新聞對於一個記者的重要，所以我還是盡量抽時間配合好記者的采訪。所以，在那段時間刊發在很多報刊上的我的照片，都顯得有些滄桑，那正是忙於奔波母親治療工作的痕跡。
12月1日，《北京青年報》第二次采訪我的報道見報的那一天，我正在醫院裏照顧母親。母親臨床病友的親人帶來了一張當天的《北京青年報》，他們讀著讀著，忽然竊竊私語起來，然後又都偷偷地朝我這裏看來，後來他們笑了，其中一個人問我：“這上麵寫的就是您吧？”我笑著點了點頭。躺在病床上的母親聽到了他們讚揚的話，也要看一看報紙，我就給母親讀了一段。我發現，盡管疾病已經將母親折磨得很痛苦，但當聽到我讀的文章的時候，她老人家臉上的表情卻是充滿幸福和喜悅，那種神情包含了很多的內容。我想，有自豪，更有欣慰！
12月中旬的一天淩晨，母親去世了。
每當清明時節，當我來到北京八寶山人民公墓母親的碑前時，我都深切地輕輕呼喚著母親，祝地安息。碑後是一株柿子樹，不遠處有一個朱紅的樓閣，觸景生情。我深深感到，一個人一生的第一恩人應該是他（她）的母親。
我的母親1925年出生在大連一個富商家庭，上天賦予她美貌，在我懂事以後我常常為她的美貌自豪。我至今還保留著母親年輕時的幾幅照片，喜歡看她穿著旗袍秀麗嫻稚的姿態。1946年，母親和父親自由戀愛，脫離封建家庭的羈絆來到當時的北平定居。我小的時候，當時家庭並不寬裕，但母親還是擠出錢為我們幾個孩子購買了許多連環畫，我印象最深的是巴爾劄克的《歐也尼·葛朗台》、奧夫特洛夫斯基的《保爾·柯察金》等。我想，這些連環畫為我以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有著潛移默比的重要作用。母親很喜歡我，當時她正擔任一個小工廠的廠長，有時上班也帶著我，我靜靜地坐在她辦公室的桌前看小人書，她有時在一邊和工人談話。母親常對我講，做人要正直，一個人人生的意義是對社會有所貢獻。她不止一次對我講，要博覽群書，因為書能淨化人的靈魂，偉人都是用書墊起來的。一個人知道的越多，就越有力量。但讀書要精，要讀好書，讀書如吃飯，善吃者長精神。我記得母親還對我時常講，人要寬容，一個人越能寬容，就越能成氣候。林則徐有一句名言：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寬容是一種境界，一種智慧，一種胸懷。因為人世間沒有絕對相同的兩個人，隻有不同的人才才構成了五彩絢麗的社會。曆史上劉邦能忍唾液之罵，唐太宗李世民敢於起用反對過自己但確有才能的人。1969年3月1日我被分配到北京鐵合金廠當爐前工，工作相當艱苦，特別是下夜班疲憊地回到家時，炒鍋裏總是有母親給我特意留下的雞蛋炒飯。從這時起，我開始創作了大批的文革手抄本，創作正成為我生命的動力之一。當時我家住北京東單喜鵲胡同十號大院，這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我家住東廂，房前有母親親手栽種的白丁香和葡萄架。上白班和夜班時，我每天傍晚都在葡萄架下創作我的小說，一般是寫兩三個小時。四合院裏靜謐，丁香散發著淡淡的幽香，我坐在葡萄架下的木凳前寫著小說，母親在廚房裏忙碌著。當我正沉浸在《一隻繡花鞋》、《落花夢》等小說中美好的境界中時，“開飯了！”母親一聲熟悉親切的呼喚，把我從遐思中喚回……1976年夏天的一天傍晚，母親回到家，神色慌張，不由分說，把我親筆寫的貼在牆上的詩幅都揭了下來，然後燒掉。原來下午母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參加了一個批鬥大會，挨鬥的10人都是因為“天安門事件”被捕的，其中有1人叫柳剛，是我的好朋友。柳剛曾以“傻青”（意指殺江青）的名義寫出大字報，聲討“四人幫”而被捕。母親含著淚對我說，我知道你熱愛寫作，但是出於安全考慮，你把你寫的那些手抄本小說都燒了吧。我深知，這是母親的一片愛子之心，她是從政治上保護我。在母親的逼迫下，我被迫裝了兩大書包的手稿，但是對母親慌稱第二天帶到工廠扔到冶煉爐裏燒掉，這是我一生惟一的一次對母親撒謊！第二天我帶著兩個書包來到工廠的爐前，含著淚水燒掉了一部分手稿，但還是保留了一部分手抄本手稿，後來轉移它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