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製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製度雖承秦製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麵難以起多大作用。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曆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麵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有了取代道家的政治基礎。
曆史經過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禦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後奏事。竇太後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後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製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