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看電視，他對形形色色的劇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種簡單的標準——“是好人，還是壞人？”大人隻要說“是好人”、“是壞人”，小孩就心滿意足了，大人也覺得省事。
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有點兒頭腦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壞人”可沒那麼簡單。
孔夫子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他把人做了分類：有聖人、有仁人、有中人、有上智、有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顯然不仔細。直到班固在《漢書》裏做了“古今人表”，把人分成九類。
班固在“古今人表”前麵說：
“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
“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班固從這三大類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類，從善惡問題中，判定好人壞人的程度。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細，但他仔細的標準，卻是荒謬的：例如伏羲、唐堯、虞舜是先生級的，就變成上上聖人類。而女媧、女皇、娥皇是太太級的，就變成上中仁人類，這是哪一門子的標準？比幹是上中仁人類，而關龍逄是上下智人類，這又是哪一門子的標準？周武王的兩個兒子是中上類，而周公的七個兒子是中中類，這又是哪一門子的標準？
班固的“古今人表”雖然荒謬，但從這兩千年前的中國人的意識形態裏，我們仍可過濾出不少“中國式好人”的檢定標準，這種檢定標準是：
第一，道德標準——道統中的聖人是上上的好人，與聖人衝突的，不被諒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貶到中上類。“非聖無張”是壞人幹的事，一個人隻要口口聲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打著這種招牌，就被目為好人。
第二，愚忠標準——愚忠被目為好人，所以箕子、比幹、關龍逄、伯夷、叔齊、屈原、豫讓等都晉入前四類。
第三，孝子標準——孝子被目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聖人領頭，延伸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第四，大臣標準——大臣被目為好人，延伸為大官被目為好人，可以“作之師”，可以頒獎“好人好事”。
第五，美女標準——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為好人，連帶美女也一視同仁。
這五種標準，都是有問題的：試看道統標準下，出了多少大奸巨惡？愚忠標準下，出了多少鷹犬走狗？孝子標準下，出了多少公孫弘式的壞蛋？大臣標準下，出了多少扶同為惡的權奸？美女標準下，出了多少被歪曲的中華兒女？
“中國式好人”標準，常常出不來好人而出來偽君子，出來壞人和鄉願。因為，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統標準的（像李贄），不合乎愚忠標準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標準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標準的（像陶潛），不合乎美女標準的（像文天祥）。李贄特立獨行，70多歲，在牢裏自殺殉道，誰比得了這個“壞人”？晏子不死君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誰比得了這個“壞人”？匡章全國說他不孝，孟子說他是天下大賢，誰比得了這個“壞人”？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壞政府下的公務員，誰比得了這個“壞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關頭，從容就義，誰比得了這個“壞人”？
古往今來，中國人的“平均公民”並不是很夠水準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標準出了問題。
真正的好人，必須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獨行的，“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的、“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絕不是偽善的、鄉願的、八麵玲瓏的、整天討好人的，真正的好人絕不投靠在強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絕不向社會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絕不在乎被鬥臭鬥倒、被下獄、被栽誣，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