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兩個麵向。紐約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紐約是前半生，巴黎是下半場。
35歲之前，我認定紐約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生，畢業後迫不及待地去紐約工作。一做5年，快樂似神仙。我愛紐約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樣：她是20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的中心，豐富、方便。靠著地鐵和出租車，你可以穿越時間，前後各跑數百年。人類最新和最舊、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紐約都看得見。
所以在紐約時，我把握每分每秒去體會。白天，我在金融機構做事，一天10小時。晚上下了班，去紐約大學學電影，一坐4小時。在那20多歲的年紀，忙碌是唯一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這種想法並不是到紐約才有的，其實台灣人就過著紐約生活。紐約生活，充滿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資本主義的求勝意誌。相信人要憑借不斷努力，克服萬難、打敗競爭，活著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權力與財富，是紐約人的兩個上帝，而能幫你走進天堂的鞋，就是事業。為了保持領先，每個人都在趕時間、搶資源。進了電梯，明明已經按了樓層的鈕，那燈也亮了，偏偏還要再按幾下。出了公司，明明已經下班了，卻還要不停打手機，遙控每一個環節。在紐約，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紐約，沒有壞人，隻有失敗者。
每一件事，都變成工作。上班當然是工作，下班後的應酬也是工作。有人談戀愛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歡，臉上都殺氣騰騰，準備拚個你死我活。我曾熱烈擁抱這種生活，並著迷於這種因為燒烤成功而冒出的焦慮。這種焦慮讓我坐在椅子邊緣，以便迅速地跳起來閃躲明槍暗箭。這種警覺性讓我練就了酒量和膽量、抗壓性和厚臉皮，但也養成了偏執和倔強、優越感和勢利眼。在紐約時我深信：能在這裏活下來的，都是可敬的對手。黯然離開的，統統是輸家。因此在紐約，現代的羅馬競技場，我要和別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這套想法，在我35歲以後，慢慢改變。
第一件動搖我想法的，是父親的過世。父親一生奉公守法、與人為善，無不良嗜好，身體健康得像城堡。72歲時，他得了癌症，引發中風，經曆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錢，堅信現在的苦可以換得更好的明天。我們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用在紐約拚事業的精神照顧他。但兩年的治療兵敗如山倒，最後他還是走了。父親逝世的那天，我的價值係統崩潰了。我一路走來引以為傲的“紐約精神”，沒想到這麼脆弱。
不隻在病床，也在職場。當我在企業越爬越高，才發現“資本主義”在職場中也未必靈驗。上過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大部分的同事都覺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職場上偉大的，未必會成功。成功的，有時很渺小。
慢慢地，我體會到：世上有一種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高、更複雜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種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樂趣。那是衝衝衝的美式資本主義所無法解釋的。
我能在哪裏找到那種公平和樂趣呢？我想過西藏、不丹、非洲、新西蘭。然後，我注意到法國。
住紐約時，法國是嘲諷的對象。身為經濟、科技和軍事強權的美國，談起法國總是忍不住調侃一番。法國是沒落的貴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國人傲慢，高稅率讓每個人都很慵懶，動不動就罷工，連酒莊主人都要走上街頭。
搬回台灣後，普羅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蘭西斯·梅思的《美麗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話打動了我：“在加州，時間像呼啦圈。我扭個不停，卻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陽光下，提著一籃李子，逍遙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趕些什麼？我耗盡青春用盡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結果我真的比別人有錢、有名嗎？更重要的是，我真的因此而快樂嗎？當我重新學習法國，我發現法國和美國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國人追求人定勝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國人講究和平共存，凡事順勢而為。紐約有很多100層的摩天大樓，巴黎的房子都是300年的古跡。紐約不斷創新，巴黎永遠有懷舊的氣息。巴黎人在咖啡廳聊天，紐約人在咖啡廳用計算機。紐約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紐約有鈔票，巴黎有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