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長虹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極端個人主義者之說，必須還原於當時的曆史時代背景與個體文化這一概念去分析認識。
高長虹文著中的我屢見不鮮，比比皆是，為什麼在他的作品中有那麼多的“我”？這絕非一般文學人稱簡單問題，而是一個超於一般文學範疇而又相當微妙複雜的問題，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高長虹文著中的“我”，是個體本位文化的“我”，是自我意識衝動的“我”，是獨語式對話的“我”，是特殊思維模式的“我”。
五四時期，群體傳統本位文化向個體本位文化轉型，曾出現過一次高潮，急切呼喚新的個體文化，強調“個性”、“個人”，個性張揚成為五四文化的基石。在高長虹的文著特別是詩作中明顯表現出這一特色。“我”自然在他的詩文中，就成為靈魂的顯示，情感的寄托。比如在《恒山心影》中有“我以天耳聽君心，君心向我作交鳴”，這首詩短短16句，就有16個“我”字。這並非隨意而寫。他在《離魂曲》中，出現有110個“我”（包括吾）“謂我之天馬已備兮，吾將馳騁於穹窿之太空。”諸如這樣的詩句，充分表現他強調個性、張揚個性的特色。這些文詞正是他追求個體本位文化的象征，以自身為出發點又回歸到自身的“我”，淡化了對客體的追索，而突出了感性人這一個體特色，自然，缺乏對客觀世界的服從，有悖理性認識的特征，是感悟生命的外化。他在《美的頌歌》中就有感性膨脹的句子：“我本一超人，遨遊世界頂。”
個體文化的一個特征就是感性優先。作者首先認定自己是獨立個體。高長虹正是這樣一個感性優先的獨立個體。在他的文章中那麼多的“我”，充分印證了這點。像高長虹等五四新生代作家，強調“我”在世界中，若“我”不在世界中，他們好像就覺得世界就沒有意義了。在高長虹一些詩作中，有他本人純粹角色化的傾向。可見，他顯然是受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主觀唯心主義的一定影響的。但我們絕不能據此就判定高長虹是唯我獨尊、我行我素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何況，文學作品中的第一人稱的運用，會使讀者感到自然親切，產生深切生動真實的感人效果。當然不可否認，在他作品中有的“我”，帶有虛幻朦朧的特點，顯露著一些傲慢氣息——“尤其在孤獨傲慢的我”（《我是很幸福的》）。
高長虹文章中，之所以出現了那麼多的“我”，也不能排除是他自我意識衝動的非理性表現。比如“世界所有的東西，沒有比我的欲望更大的了。”“我要把自己發展至無限，我要把我做成功一個宇宙。”（《精神宣言》）這些言辭，確實是他情感與思想的坦露，但不可據此判定高長虹是一個狂妄之人。因為這些詩句，盡管帶有一定的個性狂傲主觀意識的衝動的消極色彩，但不可否認會有積極進取追求個性自由個性解放與民主社會的積極意義。比如他在《幻想與做夢》中的“我惶惑地飛行著，在自由的天堂中”“我夢見我遨遊在火星上的世界”（《噩夢》）等句，就是既具有主觀浪漫意識，又具有積極進取追求民主自由這樣雙重意義的表述。
高長虹文章中的“我”，還應當理解為是他獨語式、靈魂對話的表現。他在作品中之所以頻頻出現許多“我”，是他抒發愛情與發泄自我情緒的需要，成為他孤獨困窘尷尬境遇中自我靈魂對話的一種獨語方式。比如，他在《閃光》中有這樣一節詩：“跪在我麵前的施予者，把誠懇雙手獻給了我，我看時，知道是被他騙了。”其實，跪在他麵前的施予者是他虛設的人，是他自我對話的虛幻對象，這是為了滿足他的抒情與情緒發泄而虛構的。這是他自己對自己的獨語對話，通過這種特殊對話，而揭露那些阿諛奉承者虛偽伎倆的醜態，從而警示人們不可被其虛偽伎倆蒙蔽與欺騙。類似這種獨語式的靈魂對話，在高長虹作品特別是詩中屢見不鮮。這種對話離不開“我”。
高長虹文著中的“我”，充分顯示出個體文化的特點。這種特殊思維的“我”，不可否認帶有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非理性的主觀色彩。因為“自我存在就是意味沉入虛無。”但從積極意義層麵看，充分彰顯出追求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情感優先的個體文化的特色。
個體文化的深層內涵，是思想的自由獨立，獨立個性思想是應當受到尊重的，禁止思想是危險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