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文學史視野中，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被追溯到“中”、“西”文化兩大源頭；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形成被毋庸置疑地認為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或“交融”的產物，盡管“重寫文學史”的討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未停歇，但現有的大部分文學史著作還是未能擺脫這種闡述模式。不可否認，“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對於展示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特征有著強大的解釋功能和整合功能，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研究範式自身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出來，它造成的研究困境不亞於其產生的積極影響。因此，如何突破“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造成的困境，在更加合理的角度上重新認識和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就成為當前學界必須麵對的任務。
一
作為一種研究範式，“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可謂源遠流長。早在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在講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課時，就將中國新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言誌”文學相提並論，認為中國新文學的“新”不過是“言誌”文學的嶄新表現而已。雖然這種看法並沒有觸及西方文化，但其認識模式卻是從“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格局出發。總體而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中西文化闡釋模式”形成於新時期80年代，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潮便是“走向世界”，這一時期，研究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係成為學界重點課題；中國現代文學作為與世界文學關係最近的學科，自然充當了“走向世界”的急先鋒。在“走向世界”的目標指導下，中國現代文學中重要作家、作品、現象與世界文學的聯係得到了充分的清理。今天，文學史之所以能夠將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流派及思潮與它們外國“影響源”清楚明了的展示出來，並用許多西方文學概念來命名這些文學現象，與這一時期文學研究的成就是分不開的。90年代初期，中國文化的轉型使“走向世界”受到了批判，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研究成為學科內學者重點關注的話題。表麵上看來，9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80年代發生了質的轉變，但是其認知的出發點依舊是將中國現代文學附著在中西文化之上，隻是側重點發生了變化而已，所以在研究範式上還是屬於“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可以說，自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以來，“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就始終支撐著它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今天取得的成就與它是分不開的。但是，“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範式存在著天然的缺陷：它用文化互補模式來認識一種文學形態，在無形中就會抹殺和消解這種文學形態的創造性和獨特性，最終這種文學形態存在的合法性也會被否定和抹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今天遭遇的合法性危機，正是與這種長期存在的闡述模式有關。
在理論上來說，“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對文學自身規律的漠視。“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包含著一種潛在的邏輯：文學不過是一種文化推導的產物，中西文化的碰撞必然會產生出“中國現代文學”這樣的產物。但是，如果我們從文學在社會生活中存在常態來看，這種看法並沒有那麼絕對。任何文學，如果要在人類文化史上獲得存在的合法性，首先必須具有創造性。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說：“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馳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劉勰的意思是：在文學創作中，雖然必須繼承傳統，但如果想“馳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就必須“酌於新聲”，體現出作家的創造性。劉勰在《變騷》中更用屈原的具體例子說明了文學創造的重要性：“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詠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劉勰在這裏高度頌揚了屈原的創造精神，而對於後世那些鸚鵡學舌者表現出不屑。在劉勰看來，《離騷》達到的藝術成就關鍵在於屈原的求“變”的精神，而那些刻意模仿楚辭的人之所以顧此失彼，難以達到《離騷》這樣的藝術成就，就在於他們隻能模仿到楚辭的“形”，而沒有學習到楚辭的“神”。用這種觀點來審視中國古典文學就會發現，無論強調“性靈”、還是強調“複古”的作家，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文壇的認可，必然有他們各自的創新之處。如崇尚“古文”運動的“唐宋八大家”，雖然他們要求學習兩漢文章，但在具體內容上卻與他們的前輩各不相同，各自創造出自己的新境界。相反，在那些文風靡靡的時代，雖然作家們也熱衷模仿，但因為言之無物，依然被曆史的長河所洗滌。
在西方文學中，文學的創造性被置於更高的地位。詩人艾略特曾經明確表示：“我們稱讚一個詩人的時候，我們的傾向往往專注於他在作品中和別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們自以為在他作品中的這些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麼是他個人的，什麼是他的特質。我們很滿意地談論詩人和他前輩的異點，尤其是和他前一輩的異點。”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希爾斯在《論傳統》中也表示了同樣的觀點：自從作家開始把文學作品視為個人產物，並將其與他們的姓名相連起來，自從讀者（在他們之前則是聽眾）也這樣做時，這一傳統就一定存在了。這一傳統形成了一種壓力，它不斷地迫使作家與包容在前人作品中的成就以及包容在他自己以前的作品中的成就分道揚鑣。每一部新作都必須與它之前的作品有所區別。希爾斯的觀點說明，在西方文學中（特別是文學作品被視為個人產物的近代之後），文學存在的根本就在於創造性，如果一部作品不能表現出與此前文學作品的差別，這部文學作品就難以獲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如果我們將這種觀點投射到西方文學史中，從古希臘文學到現代主義文學、後現代主義文學，西方文學的文章體式和美學精神都不斷發生著變化。而在各個時期中，最講究傳統的“新古典主義”時期，文學成就恰恰是最不盡如人意的時期，這正體現了文學創作的基本精神在於創造性。
文學存在的這種特點決定了文學研究的任務在於檢驗或發掘文學作品對於前輩文人的創造性。如果一部文學作品沒有體現出超越前人的創造性，作為研究對象，它就失去了研究的價值；如果文學研究不能挖掘出文學作品的創造性，那麼這種文學研究也就失去了價值。“中西文化闡釋模式”存在的問題就在於：它隻能體現出研究對象的繼承性，而不能體現出研究對象的創造性和獨特性。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學者是研究魯迅的王富仁先生。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麵鏡子：〈呐喊〉、〈彷徨〉綜論》中，他提出了“回到魯迅”的口號。所謂“回到魯迅”，也就是在魯迅自身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體驗中理解魯迅，發現魯迅與中外文學史上其他作家不同的獨特性和創造性。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呼籲，主要針對的問題便是“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存在的誤區。在王富仁看來：“研究一個藝術品，隻知道它裏麵有些什麼。描寫了什麼還是遠遠不夠的，隻知道它其中各個部件自身所可能包含的意義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注意它們各自在整個藝術品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而要了解它們各個部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們便要首先發現這件藝術品思想和藝術的凝聚點，發現它們的各個部件的意義各向一個什麼中心靠攏，並在這個中心被連接了起來。”“中西文化闡述模式”恰恰與之相反，在這種研究範式下，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作家（或一件藝術品）很多局部的特征，但這個作家（藝術品）思想和藝術的“凝聚點”恰恰被忽略。比如，在“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下研究魯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們可以首先發現魯迅對魏晉文化的繼承，進而發現魯迅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釋家文化，以及與民間文化的聯係；而且隨著研究的進展，研究者還可能發現魯迅與其他傳統文化的聯係。在西方文化視閾中，大的方麵可以看到魯迅與俄羅斯文學、日本文學、第三世界文學、現實主義、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的聯係；在微觀上，還可以探索到魯迅與更多文學家、思想家的聯係，如赫胥黎、達爾文、廚川白村、果戈理、顯克微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等等。通過對這些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了解，我們可以豐富對魯迅的認識。但是，這種認識方式隻能了解到魯迅的許多局部特征，對於魯迅思想和藝術的整體，我們並沒有建立理性的認識。首先是魯迅的繼承與創造的關係問題。當魯迅的豐富性被其繼承的廣博性來定義，魯迅的“創造性”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魯迅沒有獨創性，但在這種研究模式下，任何作家都不會存在獨創性。其次是魯迅的統一性問題。在文化繼承的角度上來理解魯迅，很容易出現魯迅“不統一”的現象。很多學者已經發現，在魯迅繼承的諸多思想中，有很多思想之間並不協調，甚至相互對立，如魯迅接受啟蒙思想家中的“個人”與尼采的“個人”之間就有著本質的差別；再如魯迅接受的先秦文化思想內部，也不完全協調；更何況，在魯迅繼承的“中學”與“西學”之間，更有著天然的鴻溝。這些問題都是“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不能解決的難題。
對於一個具體作家和文學作品，“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存在的缺陷是不能揭示出它們的創造性和獨特性，而對於整個中國現代文學而言，這種研究模式則可能整體消解了整個學科的獨立性和合法性。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史，就會發現：在“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下，中國現代文學的存在價值並沒有與中國現代文學本身的創造性與獨特性建立必然的聯係。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獲得崇高地位的20世紀80年代，正是中國社會普遍追求“走向世界”與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熱潮期，其被肯定的因素並不是來自中國現代文學自身，而是其與“世界”文學親密的關係；而在19世紀末，西方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傳播到中國後，中國現代文學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質疑，其被質疑的因素同樣不是來自中國現代文學自身，而是其與中國傳統文學的差異。所以，“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因為研究對象自身的創造性和獨特性不能獲得有效的開掘並獲得普遍的認可，其存在的合法性很容易受到外在文化因素的影響，並受到本不該有的過度重視和否定。
二
文學研究的任務不僅僅是對文學曆史進行清理，還應該對文學的當前發展作出理性的指導。因此，檢驗一種研究範式是否有效，不僅要看到它是否能增進對文學曆史的認識，還要看它能否有效地協調當前文學發展中的種種爭議和矛盾。中國“現代”文學作為當下中國文學的直接源頭，其研究成果不僅是對曆史經驗的總結，還應該為當代文學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提供參照。“中西文化闡述模式”存在的問題還表現在它對於當代文學發展產生的消極影響。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在當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一個後發現代性國家，文學的“現代性”一直是中國文學發展中不懈的追求，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文學創作如何體現出“民族性”、“本土性”又成為作家的新追求。因此，如何在文學發展中同時兼顧這兩種追求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按道理講，文學的“民族性”和“現代性”並不矛盾，文學作為“人學”，隻要它表達了中國現代人的人生體驗和精神感受，就應該同時具有“民族性”和“現代性”，但是在“中國文化闡述模式”的持續影響下，這兩種文學追求卻成為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兩種文學走向。
由於忽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使“中國現代文學”分裂成“二元對立”的兩個部分：“中國”和“現代”。所謂“中國”，即中國古典文學特征，中國現代文學是否具有“民族性”，就看其是否包含了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因素。所謂“現代”，即西方文學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就在於繼承和學習西方文化經驗。這種特征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展中表現十分明顯。
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總體理念發生了轉型，具體說來是以“現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論”。80年代文學研究者將“現代化”理解為“走向世界”，更確切地講即“走向西方”。20世紀80年代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陳平原、黃子平與錢理群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三人談中，他們這樣理解“文學的現代化”：
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彙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麵（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麵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
在他們的理解中，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就成了彙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過程，其本質特征即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學的傳統。
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理解為“走向世界”（走向“西方”），在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表現得十分明顯。“新時期伊始，首先活躍的是以魯迅研究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而這時作為新潮出現的則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的確，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除了“撥亂反正”的重評，最引人的著名研究成果則是關於中外文化關係的比較研究。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新銳研究，如李萬鈞《論外國短篇小說對魯迅的影響》，王瑤《論魯迅作品與外國文學的關係》，溫儒敏《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戈寶權《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張華《魯迅與外國作家》，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學》，等等，研究者都急迫地希望證明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存在的“血緣”關係。無疑，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說明中國“現代”文學當中有著古典文學中所不具有的“世界性因素”，而這恰恰又是“現代化”的典型證據。
然而，20世紀80年代所追求的“現代化”並沒有在90年代被認可。隨著“全球化”文化理論的傳入和全世界普遍對“民族身份”的關注，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批判了80年代文學研究對“走向世界”的熱衷，認為這種研究走向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臣服，不僅如此，他們將這種批判還推廣到整個中國現代文學，認為中國文學的現代變革本身也是一個被西方文化“他者化”的過程：
中國承認了西方描述的以等級製和線性曆史為特征的世界圖景，這樣，西方他者化範圍在中國重建中心的變革運動之中，無意識地移位為中國自己的規範，成為中國定義自身的根據。在這裏，他性“無意識的滲入我性”之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如下的事實：中國“他者化”竟成為中國的現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說，中國現代變革的過程往往同時又呈現為一種“他者化”的過程。
在這種思路之上，文化保守主義祭出了“民族性”的大旗，認為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的最佳辦法莫過於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由此可見，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所提倡的民族性，在表麵上是批判了“走向世界”的缺陷，但在總體思路上與“走向世界”如出一轍，都是在“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下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將“現代性”理解為“西方化”，將“民族性”理解為“回到傳統”。因此，文化保守主義的“民族性”在出現之初就顯得不夠理直氣壯，當有學者站在中國國情之上，質問中國文化是否還需要現代化，又怎樣現代化時，他們就無言以對。
但是，在“中西文化闡述模式”的強大磁場下，很少有學者能及時對文化保守主義的“民族性”神話提出質疑。盡管有學者意識到，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依然是當前必須麵對的任務，但他們的質疑方式卻是將中國現代文學本質屬性理解為“近代性”，並由此得出“現代性”追求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雖然這種看法可以有效抵製文化保守主義，但其整體思路依然將“現代性”理解為“西方化”，因為在這種論者看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現狀還沒有達到西方“現代性”文學的水平，隻能算是“前現代的世界近代文學的範圍”，“所以，它隻具有前現代性或近代性，而不具有現代性”。
在“中西文化闡述模式”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對“現代性”和“民族性”的誤解，使當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發展呈現出兩難的選擇。這種境況，需要我們必須走出“中西文化闡述模式”的陰影，在新的角度裏重新理解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