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學之前加上限定詞“海外”，本身有多重意味。這些來自異域“他者”的審視，意味著相隔大洋兩岸無比遙遠的有形之海，也包括因政治意識形態歧異、學術資源背景不同等這樣那樣的無形之“海”。另外，除了空間的暌隔之外，還有不同文化發展在曆史進程中的時間差異橫亙在兩者麵前。時空的割裂與錯位可能同時伴隨著闡釋的錯位，雖然經過“他者”鏡像的折射，也會帶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創見。
一
首先，還是簡短回顧一下海外漢學的曆史與變遷。漢學在海外的棲居地，舉其大略，既有一千多年曆史積澱的日本與韓國等東亞文化圈國家，也有數百年曆史的美國與加拿大等歐美國家。此外如英、法、德、荷等國，都是漢學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經曆了數百年的積澱，已形成穩定的漢學傳統。在這些國家中，“漢學”指的是研究中國問題的統稱。值得指出的是，“漢學”（英文Sinology）習慣上指的是歐美國家最早通過傳教士等的記述與研究，才開始對中華文明進行研究的稱謂，它與接觸中華文明較早、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韓國、越南等東方國家所稱呼的“漢學”，在概念上還存在歧義。“漢學”作為歐美國家對中國語言、文學、曆史和哲學等學科的研究，到了現代，除上述以文史哲為主的研究對象外，研究領域已大有不同，開始廣泛涉及中國近現代和當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問題。因此“漢學”一詞也時時被“中國學”這一術語所代替。對於這一歧義現象，本書僅作此簡短交代，仍習慣以“海外漢學”籠統地加以概括。
言及到此，我們就不得不關注海外漢學研究的隊伍與基本情況。就歐洲漢學而言，他們學術起步較早、影響較大，其成員最先基本上由最先到中國來傳教的歐洲傳教士承擔。他們尾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意大利的馬可·波羅——的行蹤，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傳教，進行茶葉、絲綢、瓷器等商品貿易與中西文化交流，當時的中心環節是宣傳基督教文化，如意大利人利瑪竇，德國的湯若望，法國的李明等人便是。到了晚清，隨著中國留學生分別到國外留學，其中有不少中國人留學後滯留在國外，甚至幹脆加入了某國國籍，身份相應變成了外籍華人，數量龐大的這一群華裔學者，他們在國外對中華文化的推介與研究更為全麵、深入，因為他們在國內有早期生活的經驗，漢語作為其自身母語也是一個極顯著的優勢。事實上，以海外漢學的成就而言，在世界各國的華裔學者比外國本土學者所取得成就更為顯著。這一情況，在歐洲漢學界如此，在後起之秀的美國漢學中也是如此。
進一步看，具體縮小到新文學傳統這一特定對象，我們又在什麼意義與範圍內討論海外漢學呢？我認為就要具體分清楚到底是哪些漢學家在研究，他們學術背景與求學背景的具體情況又分別如何。誠然，純粹的那一小群外國學者對新文學研究的成果，在國內引起的反響是很少的。以美國漢學而言，如格裏德的胡適研究，金介甫的沈從文研究，葛浩文的蕭紅研究，戴維·羅伊的郭沫若研究，其影響都不太顯著。近年來在當代文學領域，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貶低，得到了國內絕大多數學者的反戈一擊，似乎誤解甚深。也許國人對此類漢學家的成果，除了受到他們褒賞的作家詩人之外，一般都不看重，甚至有不少人嘲諷漢學家的中文水平甚至比不上國內一個中學生，其言論觀點自然隻能僅供存檔而已。另外，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等長大後留學並僑居外國的華裔學者，不少人對新文學專事研究，他們大多在國內出身於英文係，在語言方麵占有先機與優勢，自然很快融合到外國文化與社會中去，在這方麵取得的成績甚為顯著，可謂來勢洶湧，有驚濤拍岸之勢。僅以美國漢學為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夕出走美國的夏誌清，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大陸水火不容的從台灣到美國的李歐梵、王德威等人，新時期從大陸到美國的劉禾、孟悅、唐小兵等人，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屢創新意，不少新穎而精辟的著述橫空出世，大有席卷大陸之勢。與正宗本土的外國漢學家相比，他們似乎占據了中西交融的先機，學術製高點高，比在國內靠第二手翻譯材料創新的先行者還要先走一步。不過，他們在國內表麵風光但實際也有難以言說的困境，雖然他們大多數在美國獲得過不同專業領域的博士學位，師承美國知名學者，在美國攻讀完學位後又任教於美國的各大學東亞係之類的教職上，但是，這一群體在國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原始資料相應較少，學術交流也並不頻繁，加之文學研究是比較冷門的職業，並不占據漢學的主流，甚至因移民背景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壓製，因此他們的學術出發點、思維邏輯、情感心態等，都是較為特殊的。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觀察分析這些美國華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與其說他們反映出了當代美國的學術姿態或美國漢學的主流，還不如說是呈現了一個生存於美國社會的中華文化的亞文化群落的特殊心態。也就是說，今天更值得我們討論的其實並不是整個抽象的西方漢學問題，而是與我們的社會生存若即若離的一些特殊的華入學者的心態與思維問題。”
這樣的分析是相當中肯的，也是我們立論的前提與基礎。認識到這一點，多少有助於我們對這些海外漢學有清醒的體認。基於此，我們可以這樣設問，他們代表了海外漢學的哪一分支？這些漢學家的思想是否存在優劣，與此相關的洞見與偏見是否同時摻雜不清？他們立論的立場有何異同，與大陸同級別的學者相比，其洋洋灑灑的論述是在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上占有優勢，還是方法論上具有優勢？這些真正對我們的現代文學及其傳統研究構成巨大挑戰的闡釋，其中是否有硬傷式的“誤讀”？另外，通過海外漢學的積極楔人，國內新文學研究界是在什麼情況下受到影響並欣然接受的，接受了哪些影響與觀點，其中有沒有地域性（如主要以上海、江浙一帶高校為主），為什麼會出現這一格局？對這些互為聯係的諸多問題如果能做出及時與有力的回答，海外漢學的意義將得到更為清晰的凸顯，也更能推進國內新文學及其傳統的研究。換言之，海外漢學在如何闡釋、闡釋得怎樣等諸方麵的優劣，都將影響我們自身對新文學傳統曆史形象的讀取與理解。
二
美國這些華裔漢學家，在新文學研究方麵取得的成就是顯而易見、不容詆毀的。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他們應該說是最先到達前沿陣地的第一批人文學術精英。他們既有因物質生活較為寬裕、思想束縛較少而帶來的言說自由，也有與西方最新學說、思潮麵對麵對話而保持的某種理論優勢；他們既有在國外科班訓練所積累的學術積澱，又有視野宏闊所帶來的跨文化製高點。相比之下國內的同行們，在很多方麵都有一些距離。加之國內一浪追一浪似的追新逐異的創新壓力，取法西方來求得創新仍是主潮，這樣使得他們的學說在國內風靡一時。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毋庸諱言。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加速，國內同行適當吸納消化海外漢學的方法與成果，做到取長補短，也可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難以全麵論述，下麵以幾位代表性論者為例，如大家熟悉的夏誌清、王德威、劉禾等人。
首先，華裔漢學家們在國外有不少優勢。他們似乎沒有太多的思想包袱，也沒有學術禁區。突破這一層之外，追根溯源也好，大膽立論也好，似乎有水到渠成之感。於是，絕少重複，新意迭出，構成了他們論著的顯著特點。其次，這也與他們的學術優勢相關，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途徑彼此大相徑庭，大多獨出心裁。部分原因來自他們的學術基礎與背景，他們一般在美國大學及科研機構獲得博士學位，受到美國學術的嚴格訓練。一方麵，美國學術重視科際訓練，往往善於將各門各派的社會科學理論諸如哲學、曆史、心理、社會學等方法應用到漢學研究上，呈現出一種跨學科的國際性視野。另一方麵，他們一般強調應用與實踐，實用主義是其出發點。因此，他們很少有華而不實的學術泡沫，無論是研究的領域，還是研究的路徑，都容易給國內圈子中人帶來一種新鮮感，一種求真的撞擊感。比如，受業於新批評派門下的夏誌清，能遊刃有餘地運用新批評的方法，宛如庖丁解牛一樣，對現代小說文本進行細致入微的解剖，加上有西洋小說的閱讀經驗並以此為參照係，因此對中國現代小說有著異乎尋常的純正審美趣味，錢鍾書、張愛玲、張天翼、沈從文等現代作家的作品，能夠在其筆下還原，不難理解。又如現在炙手可熱的王德威，從晚清狹邪、公案、譴責、科幻小說中提煉出“現代性”，結合西方最早的“現代性”概念，大膽立論——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充分挖掘晚清此類習慣被我們忽略的小說之價值；從事跨語際實踐研究的劉禾，從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過程重審文化的交流、傳遞；大力引進現代性概念的李歐梵，打開曆史的另一扇窗戶——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洋場的咖啡館、跑馬場、亭子間，以及當時流行的雜誌、年畫、掛曆等方麵入手展開對現代性的追溯……可以說，他們都有開闊的研究視野、學風嚴謹，是國內一般學者所不及的，或者說是以前難以顧及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