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林
張一弓任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的時候，我任副秘書長，也可以說，是張一弓極力舉薦我到作家協會的。當時是1993年春季，此前我在《莽原》任二編室主任。一弓長我十二歲，是老師，是兄長，更是朋友。
張一弓1935年生於開封，其父張長弓是河南大學中文係教授，母親是高中語文教師。抗日戰爭爆發，童年的張一弓與父親隨河南大學逃避戰亂，遷徙到南陽、洛陽山區，直至陝西，曾與當時已成名的詩人蘇金傘為鄰。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開封高中寫作比賽中，十六歲的張一弓獲第一名，學校介紹其到《河南大眾報》工作，被稱作“記者娃娃”。1956年，張一弓入黨，同年《河南大眾報》並入《河南日報》，張一弓也隨之到《河南日報》工作。1959年，《牡丹》雜誌發表了張一弓的短篇小說《母親》，誰知一篇小說竟給張一弓帶來了一場政治災難，被省委定為“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無產階級階級論”的大毒草，受到《河南日報》的點名批判，還有報刊批判其“為右派母親的母愛唱讚歌”，因為此前張一弓的母親已被劃成“右派”。當時張一弓患“肺空洞”疾病，在肺結核醫院口鼻噴血不止，病情危急，其記者部主任到醫院和張一弓談話：“還沒有給你戴帽子嘛，經不起考驗嘛……”張一弓忍受不了漫長的思想工作，在肉體和精神的疼痛中竟然說出一句讓主任驚得一跳的話：“你給我一根煙抽吧！”不久出現了餓死人的“信陽事件”，才中止了這場批判，讓張一弓僥幸逃過一劫。“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被關進“牛棚”，遭受批鬥，之後又成了省委書記劉建勳、紀登奎所賞識的“秀才”而被任命為《河南日報》社副總編、河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文革”後又垂直跌落，先是被“隔離審查”，然後被下放到登封縣盧店公社任革委會副主任。
我認為，這一次政界的跌落對於成就張一弓為著名作家至關重要。其一，是使張一弓親身參加了以實行聯產承包製為其主要標誌的曆史變革，親身經曆了我國農村“大鍋飯”的解體並向商品經濟的過渡，再加上他豐富的人生經曆和三十年記者生涯的積累，使他體內岩漿般的文學才華得以噴發。其二，是張一弓頑強的意誌和不凡的毅力。我總覺得張一弓是一個打不垮的人，就像拳台上一個優秀的拳擊手，每次被打倒都能在讀秒中頑強地爬起來，揩一揩血跡，重新投入戰鬥。
被隔離審查期間張一弓就自學英語。審查來審查去沒有審查出任何問題，剛一解除審查，張一弓就寫出了《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該作寄至《收獲》，《收獲》擬定發在1979年年末的６期，然而河南有關部門卻不同意發表（當時發表作品還要調查作者情況）。《收獲》編輯把作品送到《收獲》主編、中國作協主席巴金手中，巴老認為《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是一篇難得的好作品，果斷拍板，《收獲》於1980年１期發出。正是這篇作品發表後，張一弓被迅速下放農村。張一弓就是張一弓，年逾不惑的張一弓頂住壓力，出手不凡，一批反映農村變革的優秀中短篇爆響文壇。
初識張一弓是1984年。
那時候張一弓還住在省委二區，青年作家鄭彥英也住在省委二區，我就是在鄭彥英家裏第一次見到張一弓的。當時張一弓已經是轟動文壇的著名作家，《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連續三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相》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評論界認為《犯人李銅鍾的故事》開社會主義悲劇之先河，稱李銅鍾為中國的“普羅米修斯”。我是恢複高考製度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在學校時就讀張一弓的作品，並和同學議論，覺得其作品現實主義手法又不乏浪漫主義氣韻，風格大氣磅礴，筆力雄健，情節跌宕，人物聳拔，極富思想力度、道德力度和藝術力度。也聽說過一些張一弓大起大落的經曆，想象張一弓一定是一條漢子，一見果不其然。張一弓長得不能說非常高大，但身材魁梧，肩寬腰細（現在腰粗了），有一種英雄氣質和武林俠風。有一段日子，張一弓、鄭彥英、齊岸青、邢軍紀、曾平、我等七八個文友經常聚會，形成一個未名沙龍的文學沙龍，曾被戲稱為“小作協”。張一弓是我們的老大哥，豪爽慷慨得很，到飯店，進舞廳，從不讓我們掏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