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
“一屋孩子轟地笑了，苟老秀才的眼也冒了綠光。他將雙手伸到木墩腮邊，拇指和食指捏耳垂，餘下的指頭摳腮幫骨，兩手皆然。木墩剛想起這種玩法叫‘老嬤嬤端燈’，一陣劇疼便令他渾身打起了哆嗦……”
這是趙德發小說名篇《螞蟻爪子》中的一個細節。小說讀了多遍了，每讀到這個細節仍忍俊不禁，仍不由自主地伸出雙手到自己腮邊比試，體會“老嬤嬤端燈”之刑的滋味。這時，苟老夫子似乎幻化成了趙德發，或者說是趙德發幻化成了苟老夫子。明明知道苟老夫子這個“散館”先生與創造他的作家之間有天壤之別，但這種幻化還是不時湧現。讀趙德發的許多作品，常常會有這種幻化。不光那一個個人物在你大腦裏活靈活現，創造他們的這個作家的形象也會時時頑強地冒出來——他創造了那樣的人物，他說出了那樣的話，他在幕後操縱一切。而我很熟悉他，熟悉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歡欣與苦惱，他的思維特征。讀其他作家的作品，便少有這種聯想和感覺。
趙德發是我身邊的作家，是我最熟悉的作家。他雖隻長我五六歲，卻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前輩，是我的良師益友。身邊有這樣的作家，和沒有這樣的作家，是大不一樣的。他出現了，他成功了，我便有了親切真實的榜樣和參照。趙德發或許不能算成就最高的當代作家，卻是對我影響最大的當代作家。他的出現，也可看作是我的某種幸運。
20世紀90年代前後，趙德發作為文學新星從沂蒙山冉冉升起，漸漸成為有能力有實力躋身中國文壇最前列的作家。可以說，幾十年來，從沂蒙山這片土地上走出來的作家，趙德發是最成功的。我和他擁有同樣的生存背景，近似的生活閱曆。他那些震動文壇的作品，把我這個也是從那片泥土裏掙紮出來的人，又一次一次摁進那片泥土裏，讓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的創作和人生。他發表和結集的所有作品，我應當是全讀了，部分作品是一讀再讀。我們的“營養基礎”本來是一樣的，區別是趙德發和他的作品，又成了我的一個重要營養來源。他能攪動我五髒六腑，刺激我脾胃，激活我情思。我景仰的當代作家不少，但我對他們，基本隻能讀其成功作、代表作，隻能作有限的研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趙德發，我主要讀其作品，見麵機會很少。2000年初，我自縣城調至日照工作，趙德發便成了我隨時可以請教的師友。我完成了作品，常常先發給他，請他批評，他有時也把剛完成的作品發給我看。我一直以寫散文為主，也算略有成就。但我心底裏有這樣一種“偏見”：隻有能寫出好小說來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我對趙德發及莫言、張煒、劉震雲等這些有強大敘事能力的作家由衷敬佩，並盼望自己也擁有那樣的敘事能力。2005年前後，我試著寫了幾篇小說，把其中的一篇發給他，他看了後馬上複信：立君，成了，祝賀你。他接著打電話談了具體的修改意見。這個小說不久後在《山東文學》發了頭條。為了別人的一點進步一點成就，他都是由衷地高興。我一個中篇被《小說選刊》轉載，他逢人就提及，他自己的作品引起重視乃至轟動，也沒見他這樣念叨。對我是這樣，對其他人也是這樣。日照文學圈風氣正，總體水平較高，與我們擁有這樣一位仁厚的師長、兄長是分不開的。成就很高的作家很多，但趙德發距我最近，最親切，對我的成長最管用。當然並非距離近了就一定好，因距離近而嫌隙叢生的情況也不少見。趙德發周圍卻沒有這種現象。這幾十年來，為官棄文、為商棄文是尋常現象；為文而棄官，在中國文壇卻是極其罕見。他棄的還是個常人眼裏的“熱官”——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級別不高，前景很好。三十歲上任，三十三歲辭職去山大作家班學習。從他的這一非常之舉，就可解讀出他為人為文的諸多內涵。他的為人，始終有教育工作行政工作曆練出來的方正嚴謹，是個最少文人氣的文人。一個人，一個作家，他的分量，他的質地，這實在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如果偶遇有人對他有微詞，我想到的首先是老祖宗那句很厲害的話：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