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鎮邦
我同朱增泉將軍遲至2004年10月下旬在武漢舉行的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的頒獎大會上才得以謀麵。他是作為特等獎的獲獎者應邀與會領獎的，我則是作為評委的代表出席頒獎會頒獎的。在此之前，當然知道朱將軍的詩名和文名，隻是無緣見麵。在頒獎會之前的座談會上，我大約談了對朱將軍一些散文作品的讀後感，尤其是當時正在《人民文學》與《美文》兩家雜誌開辟專欄發表的“觀戰筆記”的一些看法。這似乎引起《美文》副主編穆濤與朱將軍的注意。於是在會下有些交談，發現朱將軍雖身居高位，卻平易近人；雖從戎數十年，卻滿身儒雅之氣，便自然交談甚歡。記得會後，他邀請一些與會的文友到武漢周邊走走，自然也邀請了我，由於急著趕回北京參加另一項文學活動，未能成行。但由於穆濤請我為《美文》寫一篇關於“觀戰筆記”的長文，於是回京後同朱將軍便有了交往，並成了朋友。
增泉此時也已從總裝備部副政委的崗位上退了下來，成了一位退役的中將。於是，我們從2004年秋天開始的交往，便成了文友之間的布衣之交。這不僅是身份變換使然，更重要的是增泉那種遇事低調、平等待人的處世態度使然。
我們之間往來的第一樁事是反複磋商他關於伊拉克戰爭那組“觀戰筆記”的評論寫作。這一組文章，共十五篇，其中《看懂新一代戰爭》《巴格達的陷落》《伊軍之敗》《信息攻心戰》《美國鷹派與戰爭》等五篇發於《人民文學》2003年７月號至12月號；而《薩達姆的雄心和悲劇》《悲情薩哈夫》《美英“情報門”》《伊拉克遊擊戰解讀》《戰俘問題》《諾曼底的回聲》《臨時總理阿拉維》《一場勝敗參半的戰爭》《一個難解的怨結》《亞洲的早晨不寧靜》等十篇則發於《美文》2004年３月號至12月號。為了讓我讀起來方便，他把十五篇二十多萬字的文稿重新打出來裝訂成冊送到我處；為了讓我更全麵了解他的詩歌創作和散文創作，還送來他已出版的幾部詩集包括獲“魯迅文學獎”的《地球是一隻淚眼》以及已出版的四部散文集《秦皇馳道》等。這大概是我從事文學評論寫作四十多年來在資料準備方麵最優厚的一次待遇。於是，在2004年2005年相交處，我拿出整整兩周的時間集中研讀“觀戰筆記”以及增泉同誌的幾部散文集，決定從大散文文體入手，解讀和評析朱增泉的散文創作，於是寫成題為《大散文究竟大在何處——讀朱增泉的〈觀戰筆記〉》一文，約六千字，是我近年寫成的篇幅較長的一篇作品論（此文後來發在《美文》2005年第４期）。文成之後，為謹慎起見，先送增泉處審閱。他閱後完全尊重我的見解，隻是堅決要求刪去一些評價較高的詞句，幾經爭取，還是隻好接受他的意見。因為他甚至說，如果保留那些評價較高的詞句，會給他惹來麻煩，幫了倒忙。這使我頗感震驚。因為在我幾十年的評論生涯中碰到的評論對象，大都是希望在評價他們的作品或作創作整體評價時往高處說而不是往低處壓，甚至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20世紀80年代初，我應《中國青年報》之約，為一位頗具知名度的作家的一部長篇小說寫書評，書評簽發打成小樣時，那位作家還親自要走小樣在上麵改了起來，把不滿意的評價性的詞句刪去，而親自添上評價極高的詞句，強加於我。此事當然使我甚不愉快。現在比較起來，使我更加讚賞增泉同誌的低調謹慎的姿態，敬佩他的人品，於是把他認定為朋友，繼續這種布衣之交。
這種布衣之交當然像所有君子之交一樣淡如水，因為彼此之間沒有利害關係，沒有利益的訴求。朱將軍的文友很多，願意為他效勞的作家、評論家也很多，他當然對我這麼一個已經退了休的落伍者無所求。我對朱將軍呢，也可以說無所求，隻是還在讀書，還在舞文弄墨，對於這麼一位從農民到將軍，從將軍到詩人、散文家的人物存有好感、對他的作品懷有興趣才繼續這種布衣之交的。加之，我家同他家住得很近，僅有一街之隔，來往方便。於是，這種交往就十分正常，且有與時俱進之勢。
去年春天，我寫了幾組散文：《江南二章》《西北二章》《紅河五章》等，大都是記述2004年秋冬之間的遊蹤的，是遊記，還有點文化隨筆的味道。其中，《江南二章》還承蒙錯愛發在《人民日報》作品版的頭條位置上，增泉讀到了，馬上打電話來表示祝賀。這讓我感受到友情的溫暖。
《美文》的副主編穆濤來京參加他的散文新作《血色蒼茫》的首發式暨研討會，他大清早打來電話，請我到航天城助興。不僅可以會見朋友，還可以見見楊利偉等航天英雄，參觀航天城，品嚐航天城獨具風味的佳肴。
他準備宴請路過北京的《山花》主編何銳，打電話請我作陪，於是又有一次蹭飯和暢敘的機會。
有朋友送他好茶葉，他的家鄉送來大閘蟹，他也會想起我，讓我分享品嚐……
這一切，讓我感受到這種布衣之交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