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被害案發生的時候，張記者還在t市的媒體工作。和劉記者一樣，他也對事件進行了追蹤報道，但是影響力卻遠遠不及劉記者。
“我見過那個女孩，在看守所裏見過她。她對外界的一切都充滿恐懼，當陌生人靠近她的時候，她就本能地反抗，並且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張記者回憶道。
“她做了什麼？”
“我親眼看見她襲擊了看守所的警察，她渾身發抖地攻擊警察，甚至搶奪了他的警棍，當時我幾乎立刻就相信了外界的傳言，相信她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
“差一點？也就是說你沒有相信？”
“我沒有，因為事情的結果是，警察沒有受傷，而那個女孩被警棍電傷了，可是我剛才也說了，女孩搶奪了警察的警棍，警棍明明是在她手裏的，”張記者把當年的情形記得很清楚，因為就是那一幕，讓他改變了立場，“女孩被電傷倒地，警察將她製伏了，這時候，警棍才從女孩的手裏脫落，也就是說，從頭到尾，警棍都在女孩手裏，是她自己電傷了自己。”
“她知道自己要發病了，所以實施了自我克製？”當沈快雪說出這個猜測時，她的也痛得陣陣揪緊。
“我認為是這樣的。”張記者說道。
“她知道要自我克製，甚至不惜傷害自己。那麼白明輝所推斷的，她實在狂躁症發作的情況下殺死嬰兒的觀點就不一定成立了。既然你發現了這一點，你為什麼不告訴警方？”
“我說了，可是你覺得會有人相信嗎？”張記者無奈表示，“當時警方請來的，為那個女孩做心理評估的，是當時國內最權威的專家。比起他和白明輝，你覺得我的話有用嗎？我太人微言輕了……”人微言輕，這四個字讓沈快雪背脊一寒。
但是張記者也不是什麼都沒有做的，相比於劉記者憑借當時的報道脫穎而出，他當下將自己的發現告知了自己的上司，並且指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宜大肆報道事件。
慶幸的是，他當時的上司認同了他的判斷。在當時，t市所有媒體都將鏡頭對準公眾的憤怒，報道他們的請願，報道他們懇求對反社會人格的洛陽實施製裁不同，他所在的媒體選擇了在事件中保持緘默。
但是在那樣大規模的輿情事件的影響下，即便案件還有眾多疑點，即便沒有人能夠認定駱陽是凶手，因為是“反社會人格”，她還是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接受了強製治療。
那之後事情就畫上了句號，所有人都當駱陽是真凶，然後漸漸遺忘了這件事。
通話進行到這裏，張記者的話似乎已經說完了，但是他並沒有掛斷電話，猶豫了一會兒，說出了一件從未對外人透露過的事，“那個女孩被送進精神病院之後，我和其他同事對她‘沒有不在場證明’這件事展開了調查。按照她父親的說法，三個嬰兒被害的時候，她都在家裏讀書上網。如果她有上網的話，就算已經沒有網頁瀏覽痕跡，說不定也能找到她在網上留下的痕跡。當時我們幾個人中間有電腦方麵的高手，破解了她的電腦，發現她常去一個論壇發帖，還在那裏找到了她在案發時在主貼下麵給他們人的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