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秋
現代大文學家胡適、魯迅、張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對《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塑造，評價很高。何其芳認為，古典小說創造的人物形象中，夠得上“典型”水平的，沒多少個，馬二先生算得上一個。這個形象蘊含著深刻的曆史性課題，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一 教育本質被引偏
一出場，馬二對舉業就有一套貫古通今的宏論：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魯迅稱讚這段議論“不特盡揭當時對於學問之見解，且洞見所謂儒者之心肝”（《中國小說史略》）。1942年，張天翼俏皮地設想，如果馬二先生在現代，就會說“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進小學、進中學、進大學、留洋，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讀
》，《文藝雜誌》1942年第2卷第1期）
馬二的宣講，精辟地道出了選拔功令對知識分子所起的指揮棒的作用，他毫無諱飾地講出了老實話：做舉業，就是為了做官。隻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麼樣的舉業，就做什麼樣的舉業。至於這種舉業是否科學、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創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勸學”合起來，到處宣傳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他說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專門選每次考試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評，作為範文，讓考生模仿，功能與現在升學指南、範文講評之類相近。
在他看來，他的八股選本就是官場的入場券，所以他誠心誠意地勸流落杭州的鄉村青年匡超人（匡迥、匡二）：
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為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
馬二的這些思想究竟錯在哪裏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價值。而按朝廷功令做舉業，則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偏狹的。其次，教育的導向不能太短視、太功利化。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是提高人的素質的事業，要培養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現在我們叫做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人，不能都把它變成應試教育、求職教育。在過分功利的導向下，教育就會被扭曲，失去原來的意義，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儒林外史》形象顯現的教訓，其意義超越它的時代，其範圍也超出科舉製度。
通過一定的考試製度選拔人才和官吏，這本身是無可非議的。
搞得好，相對而言是較公平的。隋唐時出現了科舉製度，按科目考試，優者舉用為官，這給庶族地主參加政權提供了一些機會。士憑考試成績可以躋身仕途，這至少在邏輯上肯定了士的知識價值高於貴族的世襲身份，在客觀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對封建政權的絕對壟斷。比起魏晉時的門閥製度來，科舉製度無疑是曆史的進步。科舉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試製度，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曆史上出現的製度往往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利益驅動，是曆史前進的杠杆，同時又是許多人格分裂或扭曲的根源。讀書、考試與獲得地位名利掛上鉤，從正麵效應說，可以起激勵作用；但同時又產生負麵效應，使一些人過分追求名利，心理失去平衡，誘發出種種人格墮落。功名富貴的製度，對庸弱的人性形成煉獄般的折磨，這成為一個曆史性的難解的悖論，至今猶然。因此，《儒林外史》對此的探索，仍有借鑒意義。
二 敬業誠篤被錯用
馬二先生是八股製度的虔誠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積極因素，融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他在誠懇教導的同時，還資助萍水相逢的匡二返鄉，極其慷慨。匡二說隻要借一兩銀子，他卻拿出十倍，連路上禦寒衣物、回鄉後營生之資都奉送。還攜著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著上了船，才辭別。匡二“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為報！’”而他自己卻一直清貧自守，即使幾十年科場不利也毫無怨言，既不走歪門邪道，也不搞投機取巧，一絲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缽，恪守製藝的真正精神。作者對他的針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對於弄虛作假的科場騙子、裝腔作勢的八股選家，我們還可以把他們視作個人的品性問題，也許他們是借八股以行騙邀名者，對他們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對八股科舉本身的批判。可是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舉的正宗代表，針砭了馬二就是針砭了八股科舉的正宗精神，就是針砭了八股科舉製度本身！
明清統治者把科舉製度套上八股製藝的僵硬軀殼，初衷不無規範化、標準化的因素，又規定以《四書》《五經》的語句命題，以朱熹在《四書集注》中的注釋為立論的根據。這一套把教育內容與選拔人才統一起來的機製煞是厲害！它隻準應考者按題闡述經文的義蘊，揣摩孔孟程朱的語氣，鸚鵡學舌，結果扼殺創造精神，造成魯迅說的“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腐蝕和摧殘著一代代文人。本人在批評它時，也嚴格限定為“八股科舉”，而不是籠統地否定科舉製度。
八股科舉的危害，已為明末清初的進步思想家所識破並廣加揭露抨擊，可以說八股已失去存在的價值。但馬二先生卻依然由衷地稱讚八股取士“是極好的法則”，過去的歲月已在科場中虛擲，未來的生命仍無保留地交付給八股選政，死心塌地地做八股拜物教虔誠而狂熱的傳教士，用極嚴肅的態度對待已失去嚴肅性的事情，強不美以為美，強不智以為智，拿著一篇八股文，可以搖頭晃腦地“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以為這就是做學問的真諦，以為這就是人生價值的體現。這種不和諧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他操選政“批文章”（選中式的八股文加以批點評說）極其認真嚴肅，一絲不苟，“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既不肯誤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壞了名”，高度認真負責。所以“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著還要發怒”，不肯為牟利的書商趕時間粗製濫造，不肯為商業利益而放鬆學術操守，表現了淳儒的誠篤秉性。而由他引入舉業的匡超人，沒有足夠的儒學學養，根性未穩，被商品市場的風氣所熏染，成為牟利書商的合夥人，為“趨利”而不講學術責任心。初學“批文章”，他拿起筆來就“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批文老手馬二需要兩個多月的工作量，這個匡二“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其中還與鬥方名士、八股選家鬼混了一天。不過這一天也沒白花，他摭拾席間議論選政的一些話，“敷衍起來，做了個序文”，變成自己的見解，用以指導士子。如此剽竊加濫造的作品，居然投合市場胃口，匡二成了暢銷書的名家。少年得意的他胡吹自己的作品已有“九十五本”，“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想當然外國人也要學八股考科舉！）“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不識趣的老儒當場捅破他的淺薄：已經去世之儒才稱“先儒”，健在的你怎能稱“先儒”？他紅著臉還要強辯，並且忘恩負義地在眾人麵前肆意貶低於自己恩重如山的恩人、恩師馬二。文品是人品的有機部分，當原本孝悌敦睦的鄉村青年墮落成文痞時，他也同時全麵蛻變為無才缺德的小人：當槍手、造假證、停妻再娶，無所不為。匡二的墮落宣告馬二教育理念的破產。馬二無私資助、竭誠指引的匡二，結果成了既有害社會、也有損自己的人，這對馬二是不小的諷刺。
不過匡二也反襯出馬二不隨濁風俯仰的敦厚拙樸品性。巧人乖人會譏其迂拙，賢人君子會憫其樸厚。
三 審美情趣被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