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4日，蘇共二十大正式召開。2月24日晚，赫魯曉夫拋出了一份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中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以前的一些活動進行揭批，他列舉了斯大林一手操持的大規模非法鎮壓活動，並透露了許多囚犯甚至有政治局委員慘遭迫害的事實。
並且披露了列寧在最後歲月裏與斯大林發生的衝突，以及列寧提出要將斯大林調離黨中央總書記崗位的建議。赫魯曉夫指出，斯大林在列寧逝世後，盛氣淩人，唯我獨尊，並且濫用手中權力，破壞、踐踏社會主義法製，對持不同政見者打擊、報複，不僅排斥異己，而且從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他們。晚年更加殘暴，對於自己信不過的人，隨便扣上“人民的敵人”的帽子，並以此將他們逮捕、槍斃。他還批判了斯大林錯誤的民族政策，並且指出，斯大林利用出版《斯大林傳略》的機會，過分美化自己，神化自己，並說自己是一貫正確的聖人。報告最後，赫魯曉夫總結了個人崇拜產生的危害及其導致個人崇拜的原因。
這個報告的出籠，無異於一顆重磅炸彈，在國內和國際掀起軒然大波。這個報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大衝擊，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引起了騷動。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是由此引發的。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所作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揭露，在一些人民民主國家內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危機。
1956年，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在華沙召開會議，獲釋出獄的前波蘭統一人黨領導人哥穆爾卡被增選入中央委員會，並正在積極參與全會的工作。赫魯曉夫政治嗅覺非常敏銳，他知道哥穆爾卡的複出，肯定會導致波蘭局勢動蕩。形勢也正如他所料，波蘭工人遊行罷工，集體農莊紛紛解體，局勢再發展下去，勢必對波蘇關係產生不良影響。於是赫魯曉夫迅速作出了反應，他迅速派出前蘇聯黨政代表團前往波蘭進行緊急會談。波蘭領導人努力說服了前蘇聯代表團，讓前蘇聯代表團相信波蘭將繼續與前蘇聯保持盟友關係，波蘭危機算是平息了。
匈牙利危機就不那麼容易控製了。在布達佩斯和其他城市，所有能表現出匈牙利對前蘇聯有依附關係的標誌物被徹底摧毀。一些恢複活動的非共產黨人進入政府，大批以前遭受政治迫害的政治難民開始返回布達佩斯。大批的黨員幹部和保安人員遭殺害，黨的各種機構被搗毀。並且納吉政府要求蘇軍撤出布達佩斯。這嚴重危及了蘇匈關係，於是在取得中央主席團其他成員的同意後，赫魯曉夫下令立即武力鎮壓布達佩斯暴亂。在前蘇聯坦克、大炮和機械化部隊的介入下，迅速平息了這次暴亂。
前蘇聯黨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總是盛氣淩人、頤指氣使，根本不是以兄弟黨看待。前蘇聯黨總是以老子黨自居，別人的行動必須受前蘇聯黨指揮，這嚴重惡化了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關係。
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就是不願聽前蘇聯的指揮，毅然選擇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在中國時，同毛澤東就關於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問題的爭論就突出反映了赫魯曉夫和前蘇聯黨妄圖加強控製中國，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堅持黨際平等、互不幹涉內敢的外交思想。
1959年，在訪問完美國後，赫魯曉夫乘著他在美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就一些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的東風來到中國，向毛澤東主席鼓吹他的所謂“戴維營精神”，並提出建立長波電台的問題。由於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的政治品質大加讚揚，毛澤東十分生氣。他們盼談論並未取得任何有效成果。
赫魯曉夫向毛澤東提出，前蘇聯出錢在中國建立一個長波電台。前蘇聯不關心這個電台的主權歸屬問題，隻是想用它同前蘇聯的潛水艇保持無線電聯絡，前蘇聯甚至願意把這個電台送給中國，並表示希望長波電台能盡快建立起來。同時赫魯曉夫還提出，前蘇聯能不能在中國有個潛水艇基地，以便解決在太平洋活動的艦隊加油、修理和短暫停泊等問題。毛澤東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毛澤東的這種態度是可以理解的，飽受帝國主義欺淩的中國人民對自己經過浴血奮戰收回的主權問題相當敏感，不容許別的國家對它有絲毫的非分之想，即使是社會主義兄弟也不行。
遭毛澤東斷然拒絕的赫魯曉夫惱羞成怒，他不理智地下令撤退在中國的所有前蘇聯專家，這給中國造成了極大損失，並促使兩國關係嚴重惡化。中蘇兩國先是因觀點不同而引發爭論，繼而上升到意識形態問題，並最終導致兩國發生武裝衝突。
在蘇美嚴重對峙的冷戰時期，兩國為了能在競爭中獲勝，紛紛加大力度研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你追我趕，互不相讓。美國為了能對前蘇聯的軍備情況有個了解，以使有針對性地發展自己的武器，派出了高空偵察機U—2飛機對前蘇聯進行高空偵察，並且偵察活動非常頻繁。前蘇聯人雖能探測到其U—2飛機，但由於當時前蘇聯的戰鬥機升空高度不夠，無法對U—2飛機構成威脅，於是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自由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