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史、論、術、跨”電影研究新格局
熱點透視
作者：趙正陽
2013年10月，中國電影理論界最具學術性、權威性，規模空前的年度盛會——“‘十七年’電影學術論壇”在北京舉行。
論壇由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主辦，來自全國數十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近百名專家學者熱烈響應。圍繞1949至1966年17年間中國電影的得與失、理論與創作、美學與曆史等方麵展開深入討論。超過160名中國電影理論界資深專家、知名學者、博士、碩士參會。為期兩天的論壇包括開、閉幕式，2輪主論壇、10個分論壇、1次圓桌會議、3輪學術放映。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本次論壇在具體流程、會務安排上堪稱完美，體現了較高的學術水準。
從學術層麵探討電影學，所有電影學學術問題可歸結為四個領域。即：電影史學研究（史）、電影理論研究（論）、電影創作研究（術），以及電影跨學科研究（跨）。而本次論壇所收到的近百篇文章，對以上四個領域均有涉及，或者以其中一部分為主，兼顧其他。在全程參與了論壇之後，筆者認為：盡管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立足於中國電影的一個特殊階段——“十七年”，但對於更大範圍的電影研究具有重要借鑒價值：論壇開創了中國電影學術研究從“‘史’‘論’二維平麵”到“‘史’‘論’‘術’‘跨’四維空間”的格局轉變，呼應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對文藝研究繼承曆史和發展特色的“四個講清楚”與“三個獨特”，對電影學學科建設具有重要裏程碑意義。
一、史學研究：從“宏觀層麵的曆史觀闡述”到“微觀層麵的曆史感表達”
宏觀研究往往是在純粹“曆史觀”引導下的純粹理性研究，而微觀研究則常常充滿了“把人類曆史和個人命運交融在一起”的神聖感覺。不同的研究對象，所選擇的方法應當有所區別。因為藝術史畢竟與正統曆史有所區別，電影史同樣如此。本屆論壇上，眾多學者提交的研究成果體現了以上兩種方法的辯證統一。
德高望重的羅藝軍先生蒞臨論壇，這位曾經親曆“十七年”電影的資深專家以2007年發表在《電影藝術》上的一篇論文《從另一個視角看“十七年”電影》啟發大家：“十七年”的中國電影是存在路線鬥爭的，對立的雙方分別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開明派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極左派，而路線鬥爭的基本麵往往都是左派發動進攻，這些開明派處於戰略防禦地位，而最後鬥爭的結果幾乎都是極左派占上風。
酈蘇元先生的論文《“百花時代”與“百花電影”》將目光鎖定在“十七年”的特殊階段——1956年春至1957年春。回顧了這一時期電影理論界響應黨中央“雙百”方針而展開的一係列旨在解放思想的討論，如文藝工農兵方向、行政命令式領導方式、正確對待電影傳統等，以及電影創作界為尋求突破和創新所進行的有益探索，如直麵現實幹預生活、正確描寫人性人情、形式風格趨於多樣等。盡管最終的結果是“‘百花時代’的夭折，‘百花電影’的凋謝”，但這一時期仍然啟發人們對曆史進行重新檢驗和深刻思考。
王海洲教授的論文《“人民電影”走向“工農兵”（1949—1955）》，以嚴謹的曆史實證研究方法，論述了“前十七年”中國電影發生的本質變化，即探討“十七年”電影“為了誰”的問題。王海洲巧妙地將這一命題轉換為兩個子命題，一是對“人民電影”和“工農兵電影”概念的辨析；二是描述了“人民電影”被置換為“工農兵電影”的曆史進程。這篇文章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作者對待曆史事件，既有“入乎其內”的曆史感，又有“出乎其外”的曆史觀，“觀”“感”結合。
黃會林、王宜文的論文《試論新中國電影“十七年”》，表達出作者對“十七年”宏觀曆史進程的獨特感情。認為“十七年”電影除了體現藝術審美價值外，還在更大意義上被當作了樹立權威意識形態的工具，在政治與藝術的結合上創立了一套充滿政治激情的電影語言體係。作者進一步將這種語言體係概括為“政治詩意”和“民族敘事風格”，認為二者的結合在打通中國傳統藝術精神與電影美學本性之間的隔膜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進而得出對“十七年”電影審美形態的總體評價：社會普遍心理、藝術自覺意識與國家強大的政治意誌交融在一起。
南京藝術學院陳捷的論文《新舊之交的中國電影及其“異質性”（1949—1951）》選取的曆史片段也很典型，關注轉型期電影的陣痛，反映了作者獨特的曆史感。她認為新中國伊始的一部分影片具有政治標本和文化標本的雙重價值，其中所反映的藝術創作者的複雜心態值得玩味。盡管這些影片都被賦予了某種“改造任務”，但“這些影片的異質性證明著一場‘小資產階級’的本性與國家意誌的第一次試探性博弈，並以完全不勢均力敵而徹底告敗”。
二、理論研究：從“文本研究的包羅萬象”到“本文研究的飽滿充實”
“文本”和“本文”作為一對特殊概念被大量運用到新世紀以來的電影研究中，兩者源於語言學中的“能指”和“所指”。《想象的能指》一書的作者王誌敏教授出席了本次論壇。筆者在與其交流之後認為，“十七年”電影研究正在從電影文本的包羅萬象，向電影本文的飽滿充實大步邁進。擁有多元化學科背景和複雜化學術身份的研究者，正在試圖跳出“十七年”電影文本素材的規定性，進而尋求在更高層次上本文研究的突破。
主論壇上，周星教授的激情演講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文章《簡約審美與濃烈主觀性製衡——中國十七年電影的曆史評價與得失探究》，充滿想象魅力與反思精神，一方麵對“十七年”電影的文本研究進行回顧，另一方麵也闡述了他從本文研究——即“事實上存在的十七年電影”角度觀照的新觀點。他指出，“當下一些電影彰顯的形式繁複卻無著落的生活失態，是現代影像缺乏落腳點的一種突出表現。背後是審美乏味和精神缺失。而這恰恰是對比“十七年”電影狀態的出發點——精神目標的明確性、濃烈的主觀性和形式上的簡樸性的比照。“十七年”電影對內容特色的注重，哪怕是觀念形態性的，對審美上的簡樸和主觀形態的強烈，構造出一個有意思的影像世界，簡約包括的不隻是影像，還在於鏡頭語言表意的簡要，情感濃烈和表現簡樸的三者的交織。樸質表現與濃烈情感之間的製衡點，就是質樸審美。樸質美可以遮蓋和適度抗衡主觀意識形態的濃烈情感，而生活趣味的對弈則使得那個時代的複雜性得以呈現出新的電影形態的某種動人感性和歪曲理性的中和，這是電影微妙處的重要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