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頭拉車”與“抬頭看路”
學術論壇
作者：李夏
【內容摘要】中國民族音樂學在30餘年的發展曆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音樂作為文化現象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音樂文化觀念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重視田野工作；研究全社會的所有音樂。與此同時，也存在音樂研究與文化研究、民族音樂學“去音樂化”、民族音樂學的本土化、破解音樂與文化“兩張皮”等需要厘清的問題。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貢獻音樂與文化本土化
本文所談的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是指1980年南京會議後正式登陸中國內地並發展至今的學科。其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在西方國家是如此，在中國亦是如此，自南京會議開始，關於民族音樂學的爭論就沒有中斷過。高厚永、董維鬆、沈洽等學者均發表文章討論過這一問題。應當說，民族音樂學在中國30餘年的發展中取得了重大收獲，值得充分肯定。同時為了學科的健康發展，對於已有問題也有討論的必要。
一、“埋頭拉車”：民族音樂學對於學科的貢獻
究竟什麼才是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西方學者對於這一問題也沒有統一的共識，Merriam①和Nettl曾總結西方出現過的關於民族音樂學的數十種定義。不過Nettl在《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中，將民族音樂學的共性大致歸結為四點：1.在文化中研究音樂；2.從比較的與相對的立場看待音樂；3.重視田野工作；4.研究全社會的所有音樂。②由此審視，中國民族音樂學在30餘年的發展中雖然爭論不斷，卻在認真“埋頭拉車”，在以下四個方麵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音樂作為文化現象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
音樂並不僅僅是音響。音符是記錄音樂的符號，聲音是音樂的載體，而音樂的真正源泉是人和他的文化。③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受到西方音樂觀念的影響，認為音樂僅僅是藝術的一種，是審美的產物。隨著民族音樂學的音樂在文化中（music in culture）、音樂作為文化（music as culture）等觀念引入，作為人類活動、文化事項的思想已深入人心。音樂並不僅僅在於其自身，若要了解音樂，還需要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和語境中去解釋。這一點也反映在用民族音樂學理念進行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上。如沈洽先生關於《音腔論》的研究，他從對傳統音樂的記譜細致到無法編排印刷，甚至用壞錄音機的經曆中，悟出漢族傳統音樂與歐洲音樂在基本的“音”的理解上是不同的，因此發現了“音腔”問題。杜亞雄先生對於裕固族西部民歌的研究，也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於音符的分析上，而是在堅實的形態研究基礎上，去追尋音樂所承載的文化曆史的信息，最終用音樂逆向溯源，論證了匈牙利音樂與匈奴音樂的關係問題。雖然隻是文化觀念的一念之差，卻導致不同的研究結果。
（二）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音樂文化觀念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民族音樂學家是音樂文化上的平等主義者，他們主張平等地看待人類一切音樂現象。在數十年前的中國，歐洲中心論大行其道，“世界上隻有一種盡真、盡善、盡美的音樂，那就是來自西方的音樂”（青主），④“中國新音樂的建立要‘全盤西化’，這是我大膽不怕人譏罵的話”（歐漫郎）。⑤與此同時，中國傳統音樂也被認為是落後的，是需要改造的對象。隨著民族音樂學引進中國，很多人已經能夠寬容、客觀地看待我們的民族音樂，很多少數民族同胞對於自己的音樂也有了很強的民族自豪感。盡管人們對文化相對主義也有不同的意見，但公開說中國傳統音樂落後的人畢竟越來越少，這是民族音樂學對於整個學界的一大貢獻。而文化相對主義所帶來的多元音樂文化觀念，更是產生了巨大的效應。中國政府已經加入了聯合國《世界文化多元性宣言》。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民族音樂學倡導的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音樂文化觀念會與政治領域的多元化相呼應，產生更大的影響。
（三）重視田野工作
在過去，學者從事研究也強調“采風”，但常常將音樂與周邊的環境剝離開來，孤立地研究，習慣於“扶手椅”上的研究。而在當下，從田野中獲取材料已經成為無論是認同“民族音樂學”學科名稱還是認同“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學科名稱的學者在研究中最基本的要求。全麵深入地調查研究對象，重視與音樂相關的諸多文化要素，並親自采錄、記譜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趨勢。如張君仁的專著《花兒王朱仲祿》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對朱仲祿演唱曲目的記譜；曹本冶組織團隊研究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項目，幾乎都是研究者自己記譜；楊紅從民族音樂學視野中對魯西南鼓吹樂的形態研究，也是從穗子記譜的對比中，發現重要的學術信息。而沿著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實地考察傳統深入田野調研工作，使得學科“局內人——局外人”“參與觀察”等概念被普遍接受。音樂史學界也出現過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研究《陳暘樂書》，以及《民族音樂學地解讀〈聖經〉》等成果。可以說，重視田野工作也是民族音樂學對於整個學科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