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士偉是湖北人，湖北紅安人。紅安出將軍，據說他爺爺就是當年參加黃麻起義的骨幹之一，還被派往莫斯科學習過，但是運氣不好，從前蘇聯回來後成了張國濤的部下，千難萬險到達陝北後，立刻就跟隨部隊往西走，最後被馬家軍的大刀砍了。父親非常不服氣，常常把“老頭子要是還活著”這樣的話掛在嘴邊，但是口號喊了幾十年，除了改革開放初期得到一件舊軍大衣之外，並沒有喊出更多的實惠來。到龐士偉這一代，不喊了，知道喊得再多也沒用，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從台灣回來探親，縣長親自陪著，比接待過去從北京回來的老將軍還殷勤，這時候再說“我爺爺要是不死”有什麼用？龐士偉認定關鍵要自強，有錢了，不需要扛爺爺的牌子，在村裏自然不受氣，娃崽在學校裏老師都客氣些，於是，龐士偉暗下決心，一定要賺錢，賺很多很多的錢，自己蓋樓房，為村裏修水泥路，再給學校讚助幾台電風扇，讓娃崽在學校當班長，把祖上的麵子都爭回來。
但是，賺錢不是容易的事，特別是在紅安，不靠鐵路也不靠水陸，交通不方便，山多，但山下麵沒有埋礦石，地少，而且地裏盡是石頭，好不容易找到一塊平整的土地，竟然還是紅的，一看就沒有肥力，種下的莊稼先天不足，營養不良，所以，紅安自古就窮，當年這裏之所以能誕生一百多名共和國將軍，貧窮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龐士偉不服氣，想著再窮的地方也出財主，既然國家政策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連地主富農壞分子都蠢蠢欲動，我們革命後代為什麼不拚一把？
龐士偉首先發動全家人上山扒鬆針。他們這裏靠山，山上雖然沒有礦石，但是卻有馬尾鬆。馬尾鬆的葉子不像葉子，像針，所以他們就叫它鬆針。鬆針長在樹上是青的，掉到地上是暗紅色，像幹枯的柴火，別的用沒有，扒到一起當稻草燒火做飯還可以。龐士偉發動全家上山扒鬆針的目的就是拿到家裏當稻草燒，然後用省下的稻草打成草簾子，挑到窯廠上賣，賣給窯廠蓋磚坯。這樣，就間接地把鬆針變成了錢。自家稻草用完了，又拿從山上扒來的鬆針跟鄰居換稻草，再把換來的稻草打成簾子，再挑著稻草簾子賣給窯廠蓋磚坯。其實草簾子根本值不了幾個錢，但是這活憑的是力氣，沒有其他成本，積少成多，到年底，再把家裏唯一的一頭耕牛賣了，兩項進賬合起來好歹買成了一輛手扶拖拉機。當時龐士偉賣牛的時候，全家反對，說牛是全家的命根子，莊稼人，少了牛怎麼耕田耙地？鄰居也看不慣，背後悄悄地議論龐士偉不務正業，像個敗家子，莊稼人，不到萬不得已誰家賣耕牛？在他們那裏，耕牛是家庭成員，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員，冬天沒有青草的時候，寧可人餓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黃豆用水泡發起來，裹在幹稻草裏喂給牛吃。所以，當初龐士偉賣耕牛買拖拉機的時候，幾乎被全村人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但是，龐士偉決心已定，頂住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堅決把耕牛賣了，買回一台手扶拖拉機。
龐士偉把手扶拖拉機買回來的時候，是冬天，還沒有趕上春耕，他就開著手扶拖拉機幫窯廠拉磚運瓦。那時候磚瓦便宜，拉磚運瓦自然也賺了多少錢，但拖拉機拉得多，一趟頂平板車四趟，而且跑得快，還不知道累，一天下來，一台拖拉機掙的運輸費比十架平板車多。
春節前後，窯廠歇工了，莊戶人家也忙著過年，但龐士偉沒有歇，他的拖拉機也沒有歇。龐士偉把手扶拖拉機洗幹淨，自己動手用木工活安裝一個編織袋縫臨時頂棚，兩邊用稻草編織的草蒲墊子鋪成座位，幹起了拉腳的生意。從村裏到鄉裏，七八裏地，要是走，來回就是一上午，花五毛錢，坐上龐士偉的小手扶，一路嘟嘟嘟，一刻鍾就到。從臘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龐士偉的小手扶一天也沒有歇過，天天客滿。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還應鄉親們的強烈要求，專門加開直達縣城的“專拖”，一人兩塊錢，位置還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