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發表了幾十萬字小說，或許我出版了幾本文學小集子，於是乎，我便戴了個“業餘作家”桂冠。猛回首，再翻翻自己發表過的東西，遠沒有達到一定意境，還不夠鮮活，還沒有叫得響的力作，悲哀呀！盡管有的作者（朋友），稱我的作品有真情實感或有社會責任感，那僅僅是一種鼓勵，一種鞭策和希冀。我知道自己半斤八兩，一個閑著無事亂塗鴉的老者，也許塗的時間長了，竟然有一批形態各異的小東西問世了，僅此而已。
其實，我並不是寫小說的料，既不是科班出身，又沒高師指點，僅憑自己的愛好，懵門造。說出來，不怕同行笑話，現在幾歲小孩，可以洋洋灑灑，揮筆自如，寫出十幾萬或幾十萬字大部頭，而我四十幾歲，還是個“文學青年”呢！也就是說，不知小說是何物。盡管，我跟文字打交道多年，我曾做過作家夢，一氣寫了十幾篇小說，滿以為能獲得喜訊，結果盼來是一摞子退稿信。我困惑、彷徨、痛苦，一時找不出答案來。天助我也，那年我到滿州裏開會，在臥鋪車上偶遇一位老師，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人就是《上海文學》著名小說編輯家張斤夫，他見我看古華的小說集，便跟我拉呱上來了，他聽到我的經曆：下過煤窯，當過兵，做過記者，搞企業黨務工作……甚是高興，並說，以你的生活經曆閱曆滿可以寫成一部小說，莫非經曆閱曆也是一種精神財富，生活也能出小說、散文和詩歌？1988年，也是我45歲那年，參加了全國職工文學創作講座，以自己為生活原型構思了小說《新衣裳，舊衣裳》，三易其稿，後在《工人日報》百花副刊發表了，而且還加了個評，這對來說，是個良好開端，也是個起點。接著，《工人日報》先後發表了十餘篇小說，然而，小說的人物，無外乎都是小人物，正如，原工人日報主任編輯、著名詩人王恩宇在給我的小說集《新衣裳舊衣裳》的序言中，寫了這樣兩句詩：“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實際生活中，哪有那麼多大人物，社會不是由若幹個小人物組成的嗎？正是他們構成了社會，同時他們也是中國的脊梁，我塑造他們的形象，反映他們的苦辣酸甜喜怒哀樂，塗抹生命的底色。如，《請客》中的老都頭，《焊王》中的英娘，《心結》中的石布賢，《底片》中的山妞，還有《新衣裳舊衣裳》中的老桓，《掌聲》中的石老蔫，《原色》中的塗笛，等等，他們個個都有性格，都有亮色，都是鮮燦燦活脫脫的人物。
我構思一篇小說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反過來，倒過去，老是舉棋不定，並不是我要求過高，連自己都沒想好，怎麼去博得讀者的一笑呢，後來，我才覺得，那是個認識的升華，隻有這樣，我才一氣嗬成，那時用筆寫，不像現在用電腦打，一兩千字的小說，足足費掉二三個小時，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才可以投出去，然後我就盼呀盼，可以說我嚐夠等待的煎熬，直至有一天，我的小說發表了，我才感到一種成就感。其實，業餘作者常常是擠時間，有些領導最煩寫小說的屬下，無奈，我隻好回家寫，有時鼓搗深更半夜，再加上“語不驚人誌不休”，一篇小東西，花費很多時間。我在沒退休前，發的東西比較少，但中稿率較高。現在思量起來，寫稿子好比農民種地一樣，花費的時間越多，付出的汗水越多，收獲的喜悅也就越多。
我曾羨慕那些寫手，文字像奔騰的河流一樣在鍵盤上流淌。我則不然，老是琢磨來琢磨去，本來生活中的人物是鮮活的，可在我的筆下，那人物卻是僵死的，我恨我笨，不是寫小說的料，甚至想打退堂鼓，但是我還是難以割舍。可以說，我在企業的幾十年（當兵5年除外），整天接觸的是廠礦職工，熟悉他們的工作、生活，深知他們的脾性，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這些人物生活在我身邊，活躍在我的心裏，夢裏，經過加工和典型化，這就成了我小說中活靈活現的藝術形象。應該說，藝術形象的由來，得益於我對生活深入細致觀察和分析的結果，否則就難於寫出這些性格各異又富有特征的人物來。這裏我想談及的“深入生活”，是一種有意識地、自覺地去觀察生活、研究人物，如果不是這樣，即便是整天生活在廠礦、“泡”在生活中，沒有一種有意識的行動，也不能算深入生活，生活中那些有價值的素材，那些精彩的、難以杜撰、編造的細節，那些生動的人物形象，都會從身邊溜掉。如果我們的作者，不去深入生活，坐在家裏，可以憑空想象，可以胡編亂造，可以肯定，那些細節是假的，是令人作嘔的，甚至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