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到東塘公社工作，個別公社幹部戴著有色眼鏡看待我，說我是內控人員，危險分子，有事無事找我麻煩。可是公社書記是位開明的智者，下村進農戶家叫我陪同去，起草材料叫我主筆，大會報告還是叫我執筆……有一位副書記對書記說，小馬不是黨員，又有“海外關係”，你怎麼讓寫大會的報告啊。書記笑著說：“他不寫你來寫啊。”副書記想想也是，紅著臉走了，因為他鬥大的字不識一個。
1978年我調到丁河公社，當年我又評上先進。材料送到塘棲區公所時，一位領導沒同意。公社書記挺身而出為我說話：馬俊工作做得比我們好，不評他先進你說評誰啊！這擲地有聲的話，使幾十年來踏實工作的我第一次被組織上認可，評上了先進。
貧困組當指導員，兩船糞摘掉貧困帽
到丁河公社工作後，我蹲點鯰魚角村。鯰魚角村有12個組，一個特別困難組是9組，村民辛辛苦苦做了一年，還是“倒掛戶”，群眾意見很大，大隊幹部誰也不敢下去。我想我這麼多年的困難都挺過來了，還怕什麼，就主動要到鯰魚角村9組當指導員。我一到了組裏馬上調查：發現年年赤紅字是因為早晚兩季稻收成差；收成差是因為土地老化，需要施有機肥料。那時糞便是很好的肥料，既緊俏又很值錢，沒有一定的關係根本搞不到，如果搞到也往往水多糞少。當時，我跑了五趟環衛站沒成功，第六次去時，工作人員得知我是鄉幹部很是感動，同意給二船上好的糞便。這糞便使9組來年的莊稼獲得了豐收，摘掉了貧困的帽子。
50年哥妹相見，過去的苦全沒了
80年代，我這個內控人員一下子吃香起來，且有了令了羨慕的名字——僑眷。以前門縫裏看的人，說我這樣不好那樣不好。現在用放大鏡看，好像沾上僑眷這兩個字，就吃不完用不光了。曾經壓得我們抬不起的“海外關係”，一下子成了“香餑餑”。
我們這些人受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政治環境和生活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經過大家的推選，我當上鎮僑聯小組長。負責聯係我鎮在海外的親人，使他們續上親緣。不久，我與香港的妹妹聯係上，便去了趟香港探親。闊別50年的哥妹相見，我們有說不完的知心話，過去吃過的苦頓時煙消雲散，我們激動得流下了熱淚，但這熱淚是高興的淚水。
海外同胞來塘棲我都去接待，向他們介紹塘棲的發展變化。聯合國終身職員唐可青回家時一身樸素，30多歲還沒結婚呢。她每次來家鄉我總要去慰問，聊塘棲發展和老百姓的開心事。1996年，唐可青得知家鄉發生了6、30洪水，從美國寄來了500元美金，這個節儉的姑娘，為家鄉的事上出手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