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盂縣宗教文化遺存》之前，我就一直舉棋不定，擔心寫不好，擔心遭到讀者的詬病。在寫作的過程中，這種擔心越來越嚴重。因為在寫作中，我深深體會到了盂縣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不止一次被盂縣宗教文化蘊含的深刻內涵所癡迷、所折服，而自己這種過於簡單平凡的學識不足以駕馭“盂縣宗教文化遺存”這麼大的一個課題，以至於寫到後來，越寫越畏手畏腳，越寫越困惑。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地收集整理資料，然後“見縫插針”式地“忙裏偷寫，”在李晶明會長的再三“催促”“逼迫”之下，終於倉促殺青，即將塵埃落定。這樣的話，文中的觀點和資料就可能出現一些錯誤、偏差，文章的流暢性、可讀性也就大打折扣了。自始至終，楊有貴、張建瑞等諸師長、趙培青兄長、李晶明會長以及盂縣三晉研究會的其他學長、朋友給予了很大的鼓勵、幫助和支持，在此一並謝過。
言歸正傳。
在《山右石刻叢編》中收錄的《興化寺高嶺諸村造像記》中記載，“州沙門都僧觀廣武將軍智道善、馬寶、趙琳珍……”，這個“州沙門都僧觀”是州級僧官，這是盂縣已知的有關僧官資料的最早記載。
在嘉靖版的《盂縣誌》中有“僧會司”、“道會司”的記載。在康熙二十一年的《山西通誌》卷之七的“公署”中記載：盂縣的“陰陽學、醫學、僧會司在壽聖寺，道會司。”（“壽聖寺”屬於記載錯誤）。在康熙版的《重修盂縣誌》中，“僧會司在三聖寺，道會司在城隍。”這些是資料中明確記載的盂縣的宗教管理機構。在《清史稿》“職官三”中，“縣僧會司僧會，一人。縣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未入流。遴通曉經義，恪守清規者，給予度牒。”可見，這個縣僧會司的“僧會”、縣道會司的“道會”就是當時分管佛、道宗教事務的二位職官。
在康熙版的縣誌中記載僧道會司官員有：
明朝：德郎（成化間任）、洪才（成化間任）、善增（真正德年間任）、清壽（嘉靖間任）、（嘉靖間任）、誌意（隆慶間任）、善緣（萬曆十二年任）、善賢（萬曆二十三年任）、開山（萬曆三十年任）、清鸞（萬曆三十八年任）、清鏡（萬曆四十八年任）、清淳（泰昌元年任）、微偳（天啟元年任）、微仟（崇禎元年任）、妙（崇禎十二年任）；李通珩（嘉靖間任）、楊通勝（嘉靖間任）、榮全綽（萬曆間任）、劉守明（萬曆間任）、李真祥（崇禎間任）。
清朝初年：妙容（順治元年任）、法曉（順治十年任）、法信（順治十五年任）、法琳（順治十八年任）、圓光（康熙元年任）、法玉（康熙十二年任）、圓鎮（康熙十八年任）、宗晉（康熙二十三年任）、圓桓（康熙三十年任）、圓企（康熙三十三年任）；傅守悅（順治六年任）、劉守明（順治九年任）、楊太寧（順治十年任）、張清瑩（康熙十二年任）、張陽升（康熙三十四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