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當前關心美學和對美學問題進行探討的人越來越多，有人說是出現了一股“美學熱”。你對這股“美學熱”如何看？
李澤厚（下簡稱“李”）：1949年以來，“美學熱”出現了兩次，50年代美學討論算一次，現在算一次。1949年前美學並不是熱門，搞美學的人不多，除了朱光潛先生的兩本書（《文藝心理學》、《談美》）以外，真正能起到廣泛影響的美學書很少。1949年後，50年代中期，由批評朱先生的美學觀開始，掀起了一場大討論，形成了好幾個學派，影響很大。現在搞美學的中年人那時還是青年，他們大都是通過那場討論，產生了興趣，以後選擇了美學的。現在的“美學熱”從某種程度說，是50年代那股“美學熱”的繼續和發展。當然，曆史條件並不一樣。
記者：你認為，50年代的那股“美學熱”與現在的“美學熱”，有沒有帶規律性的東西？
李：那當然有。任何學術文化的繁榮，都可以從當時的經濟、政治、心理的狀況中找到原因。50年代中期，我們的經濟狀況還是不錯的，人的精神麵貌也很好。記得馬克思說過，窮困的人是沒有心思去看戲的。當時雖說不上富，但比起1949年前好多了。50年代中期那股“美學熱”是不是與當時整個國家欣欣向榮的局麵有關係？另外，1956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雙百”方針，各種不同學術意見都可以發表。那時的“美學熱”也可以說是“雙百”方針的成果。
從50年代的那場美學討論中可以得出一條很寶貴的經驗。解放以來有很多次學術討論，總是開始時宣稱執行“雙百”方針，結果大多數討論都變成了政治批判，隻有美學沒有搞成這個局麵。盡管在討論中也互相說對方是唯心主義甚至修正主義，但沒搞成政治批判。那場美學討論基本上是三種觀點，現在也還是三種觀點，誰也沒有說服誰。如果當時一定要以哪種意見統一天下，就沒有什麼“美學熱”了。這倒是一條曆史經驗，值得注意。
目前美學研究又是一個熱潮，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十年內亂”，醜惡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以醜為美的現象太多了，一些野蠻的、愚蠢的、原始的行為也被說成是革命的，給人們的教訓太深了。也大概是這場浩劫把美與醜的問題搞得很亂，這樣，尋求什麼是美，什麼是醜就帶有很大的普遍性。這中間，有些青年告訴我，他們是為了追求一種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對美學有興趣，來研究美學的。第二，文學藝術方麵的問題引起大家對美學的興趣。積30年的經驗教訓，現在大家普遍感到，文學藝術要提高質量，要發展，要引人入勝，要群眾願意看，不從審美的角度去探索它的規律是不行的。不管從曆史還是從現實來看，真正站得住腳的還是藝術上成功的作品，美的作品。第三，打倒“四人幫”以後，特別是近兩年來，物質生活有所改善，人們不隻求吃飽穿暖，而且日益講究穿得美一點，吃得好一點，多添點家具服飾，養點花鳥，把室內外環境弄好一點，等等。這樣，日常生活中美的問題突出了，“喇叭褲”、“蛤蟆鏡”到底美不美等等問題，也突出了。例如現在做家具買家具很普遍，人們不僅要考慮實用，還要考慮美不美的問題。所以現在這股“美學熱”不是偶然的現象，是有原因和意義的。
記者：談到精神文明，你能否談談當前正在開展的“五講四美”活動的意義和它今後發展的趨勢？
李：上麵我其實已談到了這個問題。“五講四美”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它不隻是美學的，很大部分是倫理學的問題。我們知道，美是要在一定的形式中得到表現的。美在形式，但又超乎形式。“五講四美”中一些倫理的、政治的內容要通過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美學上的東西了。
“五講四美”活動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步驟，需要長期堅持，它不是政治運動，政治運動往往是短時期的。“五講四美”在實踐中也會不斷地充實內容，向前發展。
記者：現在有學者提出，要將文學批評提高到美學批評的高度，你能說說文學批評與美學批評的區別嗎？
李：我覺得美學批評與當前的文學批評的最大區別是：美學批評是從審美經驗、審美感受出發的。讀一個作品，欣賞一幅畫或一出戲，你的情緒是怎樣的？是高興、悲傷、喜悅、憤怒，還是悲傷中夾有喜悅，高興中又有憤怒？……它們是如何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如此等等。從這些具體審美感受出發，分析、研究、評價作品，探討它何以有這種藝術感染力，它的藝術魅力與它的人物塑造、情節設置、環境描寫關係如何，這種批評就是美學批評。這種美學批評跟現在好些文藝批評，隻講講情節、人物、結構、主題等等大不相同。
記者：你是主張實踐觀點的美學的，你能談談實踐觀點美學的主要點嗎？
李：從哲學上說，有兩個要點，一是實踐，二是自然人化，這兩點當然又是一回事。首先，“實踐”這個概念國內外都很流行，但它的確切含義並不十分清楚。
我認為人跟動物的區別就在實踐。動物喝水，人也喝水，可是動物性的活動不能叫實踐，人的活動之所以叫實踐，根本的就在於人能製造工具、使用工具。人是通過工具來征服自然的。這是從猿到人的轉折點。馬克思的最大貢獻，就是發現了這一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是基於對實踐的這種理解來談自然人化的。自然人化是美的根源，但自然人化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自然人化，是通過勞動使自然物發生改變的，比如，種一株果樹，修一條公路；還有一種自然人化就是人和自然關係的根本改變。這部分自然，雖然人沒有加工過，但它和人的社會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也是人化。物質生產越發展，人類社會越進步，自然對人就越沒有害處，就越成為人化的自然，也越能成為人們的審美對象，所以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人們倒對那些荒涼的、與人無關甚或有害的自然物和不規則的奇形怪狀的自然形式美更感興趣。所以，我總強調自然的人化是一種曆史學的觀念，它是一個曆史的尺度。這就是說，談自然人化要從整個人類來看，從曆史的尺度來看，不能簡單、狹隘地來理解“人化”。
記者：朱光潛先生也談實踐觀點的美學，你能談談你的美學觀點與他的美學觀點有什麼區別嗎？
李：朱先生是我國美學界的老前輩，對他我是很尊敬的，這些年我跟朱先生都講自然人化，都講實踐，這就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我的觀點與朱先生的觀點合流了，其實，我跟他的區別是很清楚的。隻要看看我1962年發表的《美學三題議》（這篇文章可說是我最主要的美學論文，收在《美學問題討論集》第六集和我的《美學論集》中）就可以了。概括地來說，我跟朱先生的分歧是：我把物質生產看成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把它與人的其他活動（如藝術實踐活動）作了一定的區別。而朱先生卻把物質生產活動與藝術生產活動混為一體。他是運用移情說來解釋自然人化的，即認為自然是人的認識對象、情感對象，人認識了或情感表達了，對象也就人化了。這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人化，但不是馬克思講的人化，馬克思講的人化是客觀物質實踐的成果，朱先生講的人化是主觀情感作用的成果。所以，朱先生最近出版的《談美書簡》、《美學拾穗集》還是說美感產生美，沒有美感就沒有美。雖然朱先生在論述時前麵加了個“實踐”，但後麵的論述基本還是原來的。我跟朱先生的分歧還是《美學三題議》中所談的分歧。
順便說一下，我更重視康德的美學，朱先生也許更重視黑格爾的美學。一般都認為馬克思的美學繼承的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美學，而我更重視的是康德—席勒—馬克思這樣一條線索。我以為席勒很接近馬克思，當然他沒有唯物史觀（即實踐觀點）這個根本基礎。
記者：你現在很少發表美學論文，卻傾注很大精力一手抓《中國美學史》的編寫工作，一手組織中青年大力翻譯、介紹現代西方有影響的美學名著。那麼，關於美學這一學科的建設你有什麼設想？你認為該怎樣才能使我國的美學研究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
李：“美學”這個詞很好聽，頗能吸引人，據說現在形成了一股“美學熱”，有這麼多人關心美學當然是好事情，可是，似乎也有熱過了頭的現象。比如，出版了很多小冊子，這些小冊子發行量很大，但多半水平低，質量差，實際隻是把“美學”當作商標到處亂貼。例如什麼“愛情美學”，這根本不能成立，愛情中有美的問題就成立愛情美學，那麼愛情中也有經濟問題，莫非還要成立愛情經濟學學科？還有什麼倫理美學、新聞美學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成了一種時髦，這不能不說是對美學的庸俗化，這些冠以美學的名詞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搞不清楚是什麼意思。再就是不斷發表一些所謂“爭鳴”的空洞無物的美學討論文章，盡在一些毫無意義的抽象問題上搞煩瑣論證，實在是對己對人都沒好處。
我覺得，與其這樣嘩眾取寵、趕美學時髦，或苦思冥想、編造體係，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具體地介紹、研究、探索中外美學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諸如審美心理學、藝術發生學、藝術形態學等等。像“美的本質”這類哲學問題，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在現代條件下，不具備心理學、藝術史的堅實基礎，也是很難做到的。目前，我做的兩方麵工作：一是注意挖掘民族文化遺產，整理我們民族自己的美學思想；一是注意掌握現代外國美學的新成果，弄清楚像現象學、符號論、解釋學等等到底是些什麼東西，有哪些價值。目前已出版了七八種翻譯著作，還有幾十種將陸續翻譯出版。當然，這些著作中的真理成分是參差不齊的，其中也有許多片麵和錯誤的東西，這要靠我們自己去判斷、消化和改造。但這樣做，我認為，遠比寫些缺乏學術價值的所謂“論文”、“著作”有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