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加坡成功之路
李澤厚教授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要成功，唯有走西體中用的道路。他特別舉出新加坡成功采行西體中用的現代化模式，來闡明他的主張。
他說，所謂“西體”，須先有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即工業和經濟發展。新加坡是在經濟基礎上接受現代化，但並不是照搬西方的政治製度。
對於這種“模式是西方，但配合新加坡的特殊條件”的生存發展之道，李教授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認為，李光耀總理是非常清醒的，充分了解並強調新加坡是個小國，沒有豐富資源，又夾在兩個大馬來民族的國家之間，生存著實不易。唯有走西體中用的路子，才能獲得長期穩定。
他說：“新加坡能夠在20年的時間內取得今天的成績，真是很不容易，這種以西方的政治、經濟製度，結合新加坡的條件，就是中國目前談論的西體中用。”
西體中用的主張在中國受到很多的批評。盡管如此，李教授堅持西體中用，並強調中體西用對中國的現代化完全不管用。
他表示，中國仍然有很多人喜歡搞中體西用，以為引進西方的技術、管理知識就夠了，中國原有的一套意識形態都不要改動。他認為，完全保有傳統的那一套政治製度或意識形態，再運用西方的技術，那是行不通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就在這裏。
（二）中國與西體中用
在回答有關西體中用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問題時，這位關心民族命運的思想家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必須擺脫斯大林模式，不擺脫這個模式，前景就有困難。
他表示，社會主義的模式是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定下來的，中國和東歐都采用這個模式，“但現在看來是不行了，今天蘇聯為布哈林翻案，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布哈林當年不讚成斯大林模式，認為資本主義應‘長入’社會主義，他是主張社會主義國家保存部分資本主義的成分，現在看來，他的看法是對的”。
因此，他認為，中國必須整個地改變，以西方的體製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才有希望；全盤西化既不可能，要中體西用，又必然回到專製封建主義的形態。
（三）中國改革與政治
中國要改革如此困難，是否傳統的力量太強大、太根深蒂固？為什麼極端的政治勢力能輕易發起運動，使國家的安定大受影響？
李教授指出，這是由於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小生產農民的傳統和意識，在社會上有很大的統治力量，過去的革命者多半通過農民革命取得政權，已習於這套方式。同時，小生產農民的眼光比較狹隘，看不慣西方的東西，所以當年“文化大革命”一講破四舊，反對資本主義，大家都很起勁。這種強烈的反現代化情緒很普遍，若單靠毛澤東、江青等人，“文革”是搞不起來的。
此外，李教授也指出一點：當年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家都很熱忱、很積極，並非被迫參加，包括當時很大批的知識分子，幾乎帶著懺悔的心情，並不如外界想象的那麼簡單，比如說“某某教授當時被迫檢討”。
他說：“當時大家心裏真覺得自己有錯，現在大家都不願講了，情況是很複雜的……。包括我自己，當年也覺得，知識分子應該去勞動，好像信基督的人希望得到拯救一樣。”
對於中國近百年來的內憂外患、民生困苦，李教授感受深切，他認為，目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好機會。中國過去已失去了好幾次機會：1945年及1950年的大好機會，蔣介石和毛澤東都相繼失去了，致使中國大陸落後。
他說：“這種曆史經驗是很慘痛的，中國必須把握時機，不能再失去了。很多國家都在這幾十年發展起來。老實說，1957、1958年的時候，我們是看不起日本的，那時中國的水平跟日本差不太多，可是現在人家跑得很快。這個慘痛的經驗，中國應該好好吸收。”
對改革抱著“審慎地樂觀”態度的李教授，目前最關心的，倒不是意識形態或模式的取舍，而是通貨膨脹。他表示，通貨膨脹是影響一般老百姓的關鍵問題，也給某些反對改革的勢力提供一些炮彈。政府如能有魄力地把通膨問題解決，整個情況就會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