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育林
作者簡介：劉育林（1938—）男，延安大學陝北民歌研究中心教授，陝西省語言學會副會長。
20世紀30年代，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藝術家們深入民間，大量采集陝北民歌，信天遊就此便被廣泛傳唱開來。半個多世紀以來，信天遊蜚聲中外，久盛不衰，人們在讚譽她的高超出奇的同時，也在思考著一個困惑不解的問題：為什麼在這偏遠貧窮的地方會有如此神奇的藝術？
其實，陝北曆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位於華夏邊緣的特殊地理位置又使陝北成為我國華夏族與北方少數民族融合、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融合的地帶。這是形成信天遊乃至整個陝北黃土文化的兩條並存的主線，循著這兩條主線，也許可以找到解讀信天遊的正確答案。
一、信天遊的產生時代不應晚於《詩經》
《詩經》的產生年代，大約上起西周，下至春秋中葉，曆時500多年。詩三百篇都配有音樂，是我國民歌發展曆史長河中的一個坐標，據之上可推古下可論今。信天遊產生於何時？目前一無文獻記載，二無實物遺存，不得而知。不過，從陝北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從信天遊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的結構格式和“起興”的藝術表現手法所帶有的原始性，可以推斷信天遊的產生時代不應晚於《詩經》。
（一）陝北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
關於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在史學界有華夏起源於黃河流域，其始祖為黃帝的一源說，亦有二源說、多源說，以至所謂“西來說”。這裏提出陝北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主要是想說明陝北黃土高原的文化曆史悠久，它為信天遊的產生創造了先決條件，使信天遊的產生時代不晚於《詩經》成為可能。
陝北黃土高原在舊石器時代就是“河套人”生息繁衍的聚居地之一，靖邊的小橋畔村及榆林魚河堡、吳堡黃河岸邊、綏德油坊頭、延長岔口等地，都分別采集到河套人化石和打製石器。“陝西境內的晚期智人（即河套人——引者）化石及舊石器文化點多集中在北部的黃土高原地區……河套人化石點，出土石製品500多件。”（楊東晨1994：16）到了新石器時代，陝北黃土高原氣候宜人，水源豐富，草木繁盛，而且又是黃河支流的二級台地。這些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地理位置非常適宜於先民們生活發展。陝北現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就有3000多處，可謂是星羅棋布。新石器時代後期，陝北黃土高原是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及其部族的主要活動地方，遂成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我國著名學者張豈之先生在論證了黃帝的出生地、主要活動地、安葬地及後人祭黃帝陵於橋山之後，概括道：“人們常說，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其實還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如果用審慎的曆史眼光和實事求是的治史態度溯本求源的話，則應該說：陝北黃土高原才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張豈之1990：6）。
200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發掘出陝西省吳堡縣後寨子峁遺址，“該遺址是陝北地區第一處大規模揭露的史前大型聚落遺址，其城址布局獨特，遺跡分布密集，房屋形製豐富，組群關係清晰，出土器物種類繁多，在陝北乃至北方地區都是罕見的”（李彪：2006）。200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子洲—吳堡高速公路建設的考古中，在清河溝北側約4公裏範圍內發現4處史前遺址，其中關胡疙瘩遺址麵積約10萬平方米，由4座前後相連的山峁組成，每座山峁上沿等高線分布著近50座成組成排的房址。已發掘的28座房址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少量小型玉飾件，另外在一座灰坑內發現1塊卜骨。出土陶器顯示該遺址時代約為龍山時代中晚期……另外，考古人員還對陝北大理河流域調查和試掘7處遺址，發現了20餘處用於防禦的史前石城址，大部分集中在距今5000—4500年。專家認為，這些石城密度大、時代早、建築技術較成熟，表明陝北可能是北方石城址重要發祥地”（李彪：2006）。我們相信，隨著對陝北黃土高原考古研究的進一步發掘，陝北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發祥地的這一論斷，將會得到更多可信的證據。
陝北黃土高原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淵源。已故著名學者於右任先生在《黃帝功德紀》中寫道：“黃帝不惟為中華民族之始祖，抑又為中國文化之創造者也。其發明製作，除人民衣食住行日常資用者外，尤要者如文字、算術、曆數、醫藥、音樂等，皆萬世之資，而一時已備。（於右任1987：1）”以音樂而論，我國古代文獻關於黃帝族音樂活動的記載就很多。
《呂氏春秋》：
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昭，以仲春之月，己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鹹池》。（陳其猷2000：28）
《世本》：
黃帝使伶倫造磬……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破其瑟為二十五弦。（雷學淇1879：20）
《古今注》：
短簫、鐃歌，軍樂也，皇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楊德、風勸戰士也。（崔豹1936：11）
《管子》：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孫波2000：254）
……
我國著名音樂家呂驥先生從對西安半坡和山西荊村、義井出土的一音孔、二音孔陶塤的考證中推論出我國“五聲音階在母係氏族社會後期已經形成了”（呂驥2004：51）。這樣看來，以上所引曆史文獻對氏族社會後期的黃帝的有關音樂活動的記載，雖有“傳說”之嫌，但基本還是可信的。
（二）信天遊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章）的結構格式與“起興”表現手法帶有原始性
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章）的結構格式和上句“起興”下句直陳的表現手法，是信天遊的兩個具有區別性特征，有人戲稱是信天遊的“身份證”。信天遊的這兩大特征都帶有原始性，表明信天遊的產生時代不應晚於《詩經》。
1.信天遊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章）的結構格式帶有原始性
《詩經》風、雅及魯頌都疊章複唱，每章最少者兩句，如：《齊風·盧令》（隻此一首）；最多者14句，如：《小雅·賓之初》等；每章四句者居多，在161篇《國風》中就有76篇，如：《周南·關雎》等。楊蔭瀏先生從《國風》和《雅》兩類歌曲的歌詞中間概括出了10種不同的曲式。（楊蔭瀏1981：51-61）顯然，《詩經》歌詞的章法已是相當規整完備了，此前，它已然走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裏程。我們從遠古的《候人歌》：“候人兮猗”和《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推斷這個漫長的發展曆程應該是：一句為一章（首）→兩句為一章（段）→四句為一章（段）。
關於《候人歌》，楊蔭瀏先生認為“在四個字中隻有前兩個字有著思想內容，後兩個字，還隻是因感情激蕩而發出的聲音。”並指出“用很少歌詞，加進很多感歎字，反複歌唱的例子，今天在有些生產不發達的民族中還可以找到——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達斡爾族的民歌中保存著這樣的例子。（楊蔭瀏1981：10）”聞一多先生在《神話與詩》中指出“兮猗”這種因感情激蕩發出的聲音“便是音樂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語言。聲音可以拉得很長，在聲調上有相當的變化，所以是音樂的萌芽。那不是一個詞句，甚至不是一個字，然而代表一種頗複雜的涵義，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語言”（聞一多1997：181）。可以想見，那時的生產尚不發達，詞彙還不豐富，語言亦不複雜，一句話中隻能有簡短的幾個字，伴隨著字音的高低升降、抑揚頓挫以及感情的流動，哼而成曲，便是一首歌了。盡管它非常簡單，甚至我們可以說它還沒有完全脫離萌芽狀態而處於孕育過程，但它已然表達了一個完整的意思，抒發了激蕩的感情，傳遞了一種新的信息。因此，說《候人歌》是一句為一章（首）的民歌，應該不會有什麼錯誤。
關於《彈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劉勰1986：376）。他認為《彈歌》是黃帝時兩字（詞）為句的民歌。《彈歌》是否是黃帝時的民歌，尚難確定，但《彈歌》是兩字（詞）為句卻當無疑。這裏需要討論的是《彈歌》歌詞的章法，以確定它的結構格式。《彈歌》就歌詞章法而言有三種可能。一是兩字為句，一句為一章，疊複四次；二是兩字為句，兩句為一章，疊複兩次；三是兩字為句，四句為一章（或一首）。第三種可能，容易否定，因為尚為原始簡單的《彈歌》不可能一步蹬天便發展為四句為一章（或一首）的結構格式。第一種可能，也有不合情理之處，畢竟當時已經有了彈弓一類比較進步的生產工具，作為上層建築的民歌藝術，《彈歌》不應該仍停留在萌芽狀態，以至隻有幹巴巴的兩個字連一個感歎字都不帶，疊複四次。分析《彈歌》四句之間的關係，不難看出它們有著一定的章法、層次。按照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宅情曰章”（即根據全篇的情況分成段落，一個段落為一章）、“位言曰句”（即把表達段落大意的話按照語氣分成若幹句）、“章總一義”（即一段有一個段落大意），我們可以把《彈歌》的前兩句“斷竹，續竹”分為一章，表達如何製作彈弓；把後兩句分為一章，用製作好的彈弓然後“飛土，逐宍”。全篇兩個段落，每個段落有相對完整的意思，兩個段落合起來表達全篇的命意。因此，《彈歌》應該是兩字為句，兩句為一章（段），疊複兩次的結構格式。
我們還可用從內容上來看比《彈歌》晚近一些而結構格式與《彈歌》相類似的《易經·歸妹》來說明：
女承筐，無實。
士刲羊，無血。
——《易經·歸妹》上六
從整首詩歌的章法來看，四句無論哪一句都無法獨立成段，也就是說它的結構方式不是一句為一章，疊複四次。人們會很自然地將第一句與第二句，第三句與第四句分別結合為兩個相對獨立的段落，構成兩句為一章（段），疊複兩次的結構格式。
如此看來，也許語句簡短、思想內容簡單的《彈歌》就是我國古代二言短章民歌的濫觴。
信天遊是現今仍“活”著的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的民歌，今天的信天遊是當今陝北人民現實生活的反映，它的歌詞內容與《彈歌》已不能同日而語；它的語彙豐富，每句已多至7字以上，也今非昔比。但它的上下句兩句為一段的結構格式卻與《彈歌》一脈相承，仍十分清楚地顯示著它帶有原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