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生活中經常看到有些企業家樂善好施，把財富看成實現人生價值的工具，把大量財富回饋給社會，但也會看到有些企業家為富不仁，他們不僅不回饋社會和人民，反而為了獲取更多財富不擇手段。這兩種人在儒家經典《大學》裏有描述，《大學》最後一段有一句“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這句話的意思是：仁者利用財富達到自己的理想，不仁者以自己作為獲取財富的工具。這裏的“以財發身”和“以身發財”其實道出了我們所說的兩種不同的財富觀，“以財發身”是利用財富完成人生的理想，這裏財富是一個媒介，是實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一個工具而已，財富是人的從屬，擁有“以財發身”價值觀的企業家就會處理好財富與社會的關係；“以身發財”則是把追求財富作為人生的目的和目標，人變成了財富的工具，成為利益的奴仆。擁有“以身發財”價值觀的企業家就會愛財如命，奉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原則，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斂錢發財，或貪贓枉法，或鋌而走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其實是儒家義利觀的體現，在企業管理中，處理好義與利的關係對企業至關重要，儒家的義利觀能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人們往往會對儒家文化有所誤解，認為儒家隻講仁義不談利益，其實儒家可以說是義利並重的。“仁義”在儒家那裏雖然是頭等重要，但是儒家並不反對對“利”的追求，認為“義”和“利”並不衝突，隻是對“利”的獲取應該符合“義”的原則。《論語》中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認為獲取“富和貴”即利益是人人都想要的，但利益一定要取得有道義，如果違反道義去獲取財富，是不可以的，所以儒家認為一定要在遵守道義的情況下去取利。《論語》中還有許多關於義與利的論述，如“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等。這些都不是對“利”的排斥，而隻是主張先義後利，強調“義利並生”，強調經濟生活的道德原則，認為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精神價值重於物質價值。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了被中國人奉為財神爺的範蠡的故事。範蠡一生中，三次將掙來的財富分給朋友和百姓，分完以後又重新創業，而且在創業中始終以誠信和仁義為經營的出發點，他從來不像一般商家那樣精打細算，盤剝斂財，而是對合作者謙和禮讓，對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災年減產，就減免地租，還開粥場賑濟災民。在年初，和一些農民、商人簽訂商品收購合約，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範蠡按照市場現價收購，如果價格下跌，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由於他的誠信和仁義，他三次千金散盡後很快又能取得商業上的成功。範蠡這種樂善好施回報社會的善舉，更使他的經商之道和誠信仁義遠近聞名、流傳後世。正因為他仗義疏財，從事各種公益事業，從而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的商業楷模，史稱“商聖”，被後人推崇為能帶來財富的財神爺的化身。
範蠡的故事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企業要想可持續發展，一定要處理好義利的關係，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我們看許多百年企業，全部是誠信負責任的企業，全部是義利並生的企業。百年企業同仁堂之所以能夠300年牌子不倒，正是源於將傳統的中醫藥文化和優秀的中華文化有機結合，形成了特點鮮明的核心理念。“以義為上，義利共生”的義利哲學至關重要，隻有在這個原則下做到了“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藥品質量，同仁堂這樣的企業才會成為百年品牌。企業一定記住在追逐利潤的同時，堅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以犧牲道德和消費者利益換取利潤，最終必然付出沉重的代價。
儒家義利觀告訴我們，一個企業絕不是單純的生產或經商的工具，而是一種經營生產或從事商業活動的社會組織，企業不應當以追求利潤作為唯一的目標。企業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是社會機器的一個零部件，所以企業本身也肩負著一定的社會責任，體現著一個民族的身份、一個時代的形象。隻有這樣定位，才能使企業處於健康發展的狀態，實現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一個企業家一定要肩負著一種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包含對社會的回饋，對人生理想和信仰的堅守，還有對後代做出表率的責任，而不是把獲取財富作為企業及企業家的終極目標，成為金錢的奴隸。中國企業在管理實踐中一定要處理好義利的關係，一定要樹立“以財發身”的財富觀，在經營企業時，一定要義利並生，不要“以身發財”。隻有這樣，企業才會走得更遠。